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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钟荣光告老辞职，由李应林接任校长。李校长于1948年提出辞呈，校董会决定聘请陈序经担任校长。陈序经当时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教务长，是校长张伯苓的得力助手。陈序经慨然应允，张伯苓却几经协商才答应借用两年。当时政局急剧变化，人们惶惶不安地注意着时局，陈序经毅然接任校长。他顺时而动，计划趁大批学者和教授欲离开北京南下然后到其他地方避战祸之机，决心把岭南大学办成像清华、北大那样的一流学校。他的理念是，要办好一所大学，不仅仅在于有良好的设施和设备，重要的是具有在各门学科上的顶尖教授。因此，他在1948年8月到校履任之前，先后去了北平和香港。在北平他了解到学人和教授的动向，登门拜访了十几位学者和名教授，诚恳地向他们表达假如有意离开北平，希望能应聘岭南大学。他又与一些已经南下的学者和教授取得联系。之后他去香港募捐办学经费，筹得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捐款，能够为应聘来校的教授们提供优厚的薪酬和较好的生活待遇。一时间只有一千一二百左右学生的岭南校园云集了二十多位知名学者和著名教授，教学质量大大提高，学生的状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岭南大学因为有优美的校园，优良的学习和生活设施，重视教学质量，长期以来被视为贵族学校。粤省和香港的富家子弟多就读于此。我的父亲及几个姑姑和我的姐姐当年都就读此校。海外华侨子弟来校就读的也不少。这个时期又增加了这样两方面的生源，一是慕名师而来的。有种说法是，1956年全国大学初步评出一级教授五十六人，原岭南大学占十二位（岭南大学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被取消，并入中山大学）。全国一级医学教授中，原岭南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有七人。当时在医学院就读的不少学生本已打算出国就读，仰慕岭南医学院名师之多，便打消出国之意，投考岭南医学院。另一方面，不少上海等地的大资本家因为政局原因，避居香港，校园内一时来了许多这些富豪的子弟。南京国民党政府先后南迁广州、台湾，一些没有随往台湾的国民党高官子弟来就读者也为数不少，一时校园内洋气和富豪之气甚盛。我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岭南大学。 岭南大学中文系是个小系，每个学期的学生只有十人以下，可此时担任授课的有被视为国宝级史学大师的陈寅恪，他兼任历史系和中文系教授；有语言学大师王力，他是文学院院长；有文字学大师容庚，他是中文系主任。我先后选修了陈先生的“白居易诗”和“元稹诗”，王先生的“音韵学”，容先生的“文字学”和“钟鼎文”等课程。考试成绩很好，其实却没学懂，但是我对中国文学大大开阔了眼界。但此时我对学业的专注已逐渐地不如以前了。在这所崇尚西方生活方式的贵族学校里，我自觉不自觉地逐渐适应。我学会并且喜欢上打桥牌，觉得它既能娱乐，又能训练头脑；我不喜欢但也学会了跳交际舞。用于玩所消耗的时光，我用夜读来补偿，但学玩兼顾，我已不是一心专注，而是一心二用了。 相继又发生了一系列我不能回避的事情。1949年秋天开学后，前任的中文学会会长李炎全因忙于论文等事提出辞职，我因功课好被推选继任，其后又被推选为学生总自治会的文化委员。担任这些职务并非我所愿，父亲早就屡屡告诫，不要沾政治，不要搞学生运动，但又却之不恭，只好不得已而为之。广州解放后，政府陆续颁发新政，学校在贯彻执行时，有不少事情需要依靠学生组织出面发起。广州解放前物价飞涨，货币不断贬值，商家和消费者都不愿存持国民党的货币。市面流行的多为港币，校内各项收费几乎都以港币为单位。解放后政府明令禁止使用外币。1949年12月，学校为了表示对政府的拥护和支持，让学生总会草拟禁用方案，交学生代表会讨论，任务交给了我。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反对禁用，因为我从家里带的是港币，对政府的货币尚缺乏信心，不愿一下都拿到银行兑换，但职责所在，只好照办。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推着往前走。我两耳要听窗外事，怎么能置身其事之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