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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大学当时学生总数大约一千多一些，报名参军的同学据统计有340人，前后被批准的有75人。学校先是通知我被批准和17位同学一起先到新疆学习俄文，然后赴朝鲜为苏联专家当翻译，大约十几天后出发。隔了两三天又通知我，因为西北军区需要一个懂普通话和有文字能力的学生，决定让我和另一个同学到位于甘肃的西北军区，三日后出发。突如其来的这个决定使我措手不及，只有三天的时间我需要赶紧分别写信给我在香港的父母、给我在美国的弟弟和在北京的哥哥，告知他们我参军的消息，需要到广州市和我的外祖母告别，留给她一笔生活费用。我在岭南学习期间，母亲给外祖母的生活费都经由我交给外祖母。我一大堆学习书籍资料和学习用品以及我不能带走的衣物蚊帐和床上用品都需要处理。中文系的师生要安排欢送活动，非本系的同学也要安排和我话别，我忙得不可开交。我缺乏足够的御寒衣服，我需要赶紧到广州市购买棉花和布料，央求裁缝铺赶制小棉袄。但是因为时间紧，裁缝铺拒绝缝制。中文系的王季思教授得知此事后，让他的夫人给我缝制。年过半百的王师母日夜赶制，一针一线，及时为我缝制了冬装。每当我想到此事，感激不已。 1951年1月，还差一个学期大学毕业，因为战争的需要，我离开岭南大学，奔赴位于兰州的西北军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时，我二十一岁。此后，我一直生活在中国北方（兰州、西安、北京），二三十年没有机会回到生我养我的广州和香港，再也没有见到我的父亲。 当时在我一片忙乱之中，程曦助教曾经提醒我，是否要亲自去告知陈先生，并写信给龙先生，告知我参军之事。我当时脑子一片烦乱，本能的反应是两位导师如此厚爱于我，我怎么好跟他们说参军比写论文重要？我难于启齿，干脆就让两位导师认为我是一个不懂事的人，不堪造就之才，请程曦助教代我转告。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对两位导师极不尊重的行为，这一草率和错误的决定令我日后付出了代价，几十年来我每每忆及此事，都深感内疚和负罪。听说陈先生此后再没有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我不知其原委，但我相信一定与我有关。我这一不尊重师长之举，一定给严守师道的陈先生造成伤害。我又听说在1958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山大学的学生给陈先生写大字报，批判陈先生之学是“伪科学”，斥辱陈先生教学“贻误青年”，陈先生愤然向学校当局提出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从此永远离开讲坛。陈先生自1926年执教清华校园，至1958年的三十二年中用自己的心血竭尽为师之责，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为挖掘、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献身，却不得已做了永离教席之选择。 陈先生1964年在《赠蒋秉南序》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隋朝王通曾在山西汾河流域之地效法孔子讲学传经授徒，唐朝名相房玄龄、魏征以及多位名儒均出其门下，陈先生也欲效之，弘扬传播中华文化和为国家培养人才。此志已不可继续实现，只能寄托于梦想。痛哉，陈先生！非为一己之痛，乃中华优秀文化弘扬之痛。 我想起季羡林先生《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一文中对爱国主义的阐述，他说：“爱国主义有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人侵略；更高层次的则是陈先生式的爱国”，即爱自己国家的文化。陈寅恪先生如此，容庚先生如此，吴玉如先生也如此，我师从这三位大师的时间很短，对大师们的学问和品德知之极少，我上述忆述的都是零星点滴的小事，这些小事令人能从各方面感受到大师们热爱祖国文化的高尚精神。 恩师已逝，师恩永志。 林缦华 口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