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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好了毕业论文的第一章便请程曦助教转呈陈先生，陈先生阅后做了一点批示后便转寄给龙先生。不久我先后收到龙先生寄给我两本他的书著和一封信。寄给我的两本书，一本是1931年出版的《风雨龙吟室丛稿》，一本是1948年出版的词作《忍寒词》。《风雨龙吟室丛稿》中有一篇他当年对清代词人的论述，我领会他是用他的这篇文章指导我评述清代词坛。所寄《忍寒词》有他的笔迹和印章，上书“縵华女士正之，沐勋寄赠”，然后盖着“箨公”的印章，下写“庚寅暮秋寄自上海”。“箨公”是龙先生四十岁以后所用的另一署名。寄来之信中对我的论文第一章初稿甚为称赞，但未见修改意见和我的文稿。他还问我有无词作，可以把词作寄给他看看。数日之后，程曦助教交来陈先生和龙先生批改后的文稿，龙先生是先将他对我论文的修改寄给陈先生看后，再由陈先生交给我，这是对陈先生的一种尊重。陈先生只在文稿末页提了这样一条常识性的意见：“此文中述及清代诸词人，正文中用字将其名置于括弧内”，批示应是出于陈师母唐筼代笔。龙先生的批语至为精细，大至对某朝代词坛评述之欠妥，小至文言虚词使用不当、错别字、笔误均一一匡正。在一千多字的文稿中修改之翰墨竟多达二十处。龙先生的两本赠书和有两位大师批改的文稿，两年前竟意外发现在父母的香港旧居中，保存完好。我与龙先生素不相识，遥隔两地。因陈先生致信相托，龙先生对我论文指导之热情、周详、严细，使我感动之余，更领会到师者之德。 内疚：离开岭南，与两位导师不辞而别 1950年9月间，广东省教育厅做出决定，要加强高等院校的政治学习，提到广州毗邻香港澳门，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影响很深，所以要加强政治课，还要帮助学生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岭南大学据此对学校课程的安排做了相应的改变，规定每个学生都要学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课，采取请校外人士来集中讲课然后分组讨论的方法，还邀请中山大学思想改造好的典型学生来校做报告。不止一次请校外文工团来校做配合思想教育的文艺表演。校内也排练这方面的话剧，我是学生总治会的文化委员，当然必须参加，不过在这段时间我还能抽出时间修改论文第一章，开始考虑论文的第二章，但是这期间政局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朝鲜南北分裂，美国宣称支持南朝鲜，进而出兵参战，侵略战争很快推进到毗邻我国东北境的地方，战火有燃及我国的危险。北朝鲜政府请求我国出兵帮助击退侵略，于是我国很快组成志愿军赴朝参战。一时举国上下立即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普遍积极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活动。 岭南大学和美国基督教会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办学秉承基督教义。学校设有神学院，还有岭南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相当活跃，所组织的团契的家的活动参加者有二百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学生共三百多人，占全校总人数超过四分之一。因此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的任务更显繁重。学校连续开了两天控诉美帝国主义罪行大会，来校任教的美国教师也被作为批判对象。学生教师发言控诉，岭南大学所在地康乐村的村民也来参加控诉美帝分子当年建校园时侵占农民土地的罪行。到了1950年12月初，学校完全停课两周，进行土地改革的学习，并动员青年学生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这时广州市召开了全市基督教学校的学生代表大会，岭南大学派出几十人参加，我被委任为大会的书记。所谓书记就是记录和整理发言材料，会上先后将近有三十人进行了控诉美帝国主义罪行的发言，这些发言深深震动了我。 我曾经在英国和葡萄牙统治下的香港和澳门感受过那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生活；我也在广州目睹和亲自经历过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统治下的痛苦；我也在上海领略过十里洋场和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的屈辱；我绝不能让欣欣向荣的祖国再受欺凌和侵略。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是继续留校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和大学学业，还是响应祖国的号召投笔从戎制止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企图，何去何从？我终于在截止报名那一天的下午报了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