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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元旦过完不久，2月间新的任务又来了。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物价和使全国财政收支平衡的政策和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发行公债。学校内定的购买公债的任务分配给各个系的学生会，由各系学生会组织购债事宜。当时广州解放才四个月，人们对政府多存观望，信任度还没建立起来，校园里学生们反应极为冷淡，都不愿意掏腰包买公债。国事当前，不容懈怠，我们立刻组织中文系全体学生会，并邀请系主任容庚参加共同商议。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同学都没有购买公债的意愿，容庚先生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有同学建议在校内开一个小型展览会，展出容先生的收藏，收取门票以购债。容先生立即慨允，他考虑到学生对参观古文物的兴趣不会大，门票收入有限，决定由他出面邀请岭南著名国画家黎雄才、关山月，在中山大学任教的书法家商承祚，和本校擅长西洋画的司徒卫先生届时到校，即席挥毫义卖购债。展览会在周日上午举行，展出前一天容先生亲自指挥，布置展室，设计好每件展品的摆放位置和每张国画悬挂的地方。容先生的住宅和展室颇有一段距离，展出当天清晨，容先生将要展出的文物包裹捆扎好，用自行车多次往返送到展室。当他逐渐摆放停当，便匆忙赶往校园码头，迎接应邀义卖的几位书画大师。 最先前来参观的是以王力院长为首的中文系老师。他们颇具欣赏的眼光，常在展品前驻足。正如容先生所料，校内学生前来参观者并不踊跃，对即席挥毫书法也不大感兴趣，向黎雄才、关山月两位大师求画者也不多。唯独校内的司徒卫先生懂得岭南男生的喜好，别出心裁地带来了一条净色的领带，用不脱色彩色在领带上作画，不多时领带上就出现了美丽的图案，很受欢迎，不少男生赶返宿舍取出领带请司徒先生作画。展览于中午结束，容先生宴请几位热心义卖的来宾，中文系几位老师作陪，我以中文学会会长身份也陪坐。宴罢容先生又陪同几位书画大师到码头送行，然后匆匆赶回展览大厅，收拾展品，把展品一件一件包裹捆扎，用自行车一次一次运回家。容先生视他收藏的文物为珍宝，不愿别人插手、帮助搬运。 中文系此次展览义卖所收入款项共购得公债148份，超额完成任务。全校其余各系都没有完成任务。于是学校仿效中文系义卖的办法在周末举行一次全校性的大义卖，由各系学生捐出物品拍卖。容先生在此次购买公债中所表现的行为得到众口称赞，容先生却淡然表示新政府需要大家支持，国家的事需要大家尽力去办，区区之举何足挂齿。 在这次请几位大师来校义卖捐款购债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令我受宠若惊的事情。黎雄才画家提出要教我国画，让我跟他学画。我对画画素无兴趣，这个学期修读的学分很多，加上又有中文学会、学生总自治会的事情，也没精力再去学画。可是大师的厚意却之不恭，不敢直言婉谢，以致黎先生两个周的周六周日来校教我作画，并嘱咐我以后到他家学画，我因为上述原因没有去。校内的司徒卫先生也提出要教我西洋画，送给了我一幅他的画作和一盒颜色，让我到他家学画。我去了两次，以后司徒先生因公出差一个月后才能回来，我便再也没有去学。我曾不止一次反问自己：两位画家为什么主动地不辞劳苦地教我画画？我的答案是：文化艺术延续和承传需要靠一代又一代的人去长期传播，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创作自己作品的同时，也必然很清楚知道自己肩负着传播艺术的责任。他们可能觉得我是学文学的，具有画画的素质，我为使他们失望而内疚。 周末容先生的家，常有中文系的先生做座上客。我有时也去凑热闹，常于席间谈话中受益匪浅。有一次谈起容先生的文物收藏，容先生说他二十多年来用有限的薪水收入节衣缩食，确实收藏了一大批文物。起初是收藏青铜器，以后又收藏书画。那天展出的青铜器并不都是珍品，而是根据学生欣赏的水平展出各种不同的器物和不同画家的画，让学生增加知识。他细说所收藏的至为珍贵的文物，我都听不懂。他说当时收藏固然是出于喜爱，更主要的是供学术研究和不使国家这些文物散失和外流。他说不会就此将这批收藏文物据为己有，这是国家的文物，他将来一定要归还国家，供世人共赏。不久前我从易新农与夏和顺所著的《容庚传》中得知，容先生果如当时所诺，生前已先后将他一生用心血所购藏的书画、碑帖、青铜器等物1000多件分别赠送给广州市博物馆、广州市美术馆、广州市美术学院及广州师范学院，并将大量图书资料赠给广州中山大学。我不禁又为之动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