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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包腊与1866年的斌椿使团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终于认识到，来自“泰西”的“外夷”实为“平等敌国”，不能待之如“藩属”或“臣邦”，传统的外交方式已不能“御夷”。因此清政府被迫屈从于西方列强，开放了沿海口岸贸易，并同意四个西方有约国的公使进驻北京。与此同时，清政府还进一步认识到，要“羁縻”西方列强，必须“借法自强”，即“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中国目睹并经受太平天国运动等内乱后，也认识到为维护自身在华利益，有必要保全清政府的统治和中国的“自主权”，因此一致支持美国倡导的“合作政策”，以“公正的外交”取代“武力外交”，从而推动中国的改革、“进步”。在这个大背景下，1861-1895年间中外关系处于某种“合作”状态。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配合”下，开始实行西式外交，举办洋务。斌椿使团和维也纳世博会正是该时期西式外交和洋务运动的产物。其中，中国近代海关及其总税务司赫德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1866年斌椿使团出访欧洲之事，最初是赫德的建议，在获得恭亲王奏请同治皇帝恩准后，整个行程都由赫德精心设计，使团出访的经费也完全由赫德掌管的帝国海关负责，因此包腊出任斌椿使团的译官和协理(实为使团的领队)，自然也是赫德的选择和决定。魏尔特(Stanley F. Wright)在《赫德与中国海关》称：“负责照管这个代表团的人事和安排旅行事宜的包腊先生是当时海关总署最能干的税务司之一”，[6]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当时的包腊仅是粤海关刚转正的通事，二等帮办。赫德重用包腊，主要是因为包腊在总司署的见习通译进修班里勤奋刻苦，做事认真，能力出众。赫德把自己直接管辖、专为海关洋员开办的这个汉语进修班看做是培养海关高级人才的摇篮，因而对进修班的学员了如指掌，因才施用。根据赫德日记的记载，与包腊同一期进修(1864、9-1865、8)的6名学员成绩分别为：满分200分，葛德立(William Cartwright)，162分；包腊，126分；康发达(F. Kleinwachter)，99分；德善(E. de Champs)，94分；哈密尔顿，21分；道蒂，14分。[7]赫德最喜爱的无疑是成绩最佳而且他认为学习“最敏捷”的葛德立。他把葛德立留在了总司署当秘书，任总税务司录事。包腊成为赫德要委以重任的第二个优秀学员。在赫德设想中，中国第一个官方使团出访考察欧洲，预期要达到八个外交目标，④因此其使命非同一般，而负责落实使团使命的领队，其责任显然十分重大。赫德挑选了包腊来承担这样的重任，并派遣德善为其副手。正如《龙廷侍者》作者所评论的：“无论是语言能力、办事能力还是社交能力——使他成为得以胜任如此重大职责的不二人选。”[8] 关于斌椿使团游历欧洲有约国之经过，国人从斌椿的《乘槎笔记》和张德彝的《航海述奇》的详细记载中已大致清楚。但关于西人对斌椿使团的反应以及包腊在使团中的重要作用，人们实际上不甚了解。斌椿曰：各国使臣“知有差赴外国之行，举欣欣然有喜色”。[9]事实上，并非如此轻松。包腊跟斌椿、张德彝一样，习惯于书写日记，因此他的日记可以使我们更全面了解斌椿使团出访欧洲的实情。 斌椿使团出发前，在华洋人已开始对“老态龙钟”的三品专使及四名“少不更事”的随员大肆抨击，对清政府派遣低级别使团出访欧洲深表不满，认为西方列强接待地位低下的外交使团有损欧洲国家的威望和尊严。欧洲驻京外交官也十分失望，毫无“喜色”，认为清政府并未改变“唯我独尊”心态，但仍希望这“无足轻重”的使团成为中国迈向遣使西方并改善与欧洲国家关系的第一步。在此压力下，使团的成败，对于使团的设计师和推动者赫德来说意义重大。赫德认定“我的船就是斌椿”，要完成计划和达到目标，无论如何都要使这艘船“继续前行”。[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