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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包腊与1873年的维也纳世博会 时至1873年，包腊的心智已渐成熟。作为署理税务司，他对粤海关的管理有声有色，与在粤洋商、外国驻粤领事、海关内的洋员和华员都保持着甚为友好的关系，并深得广东文武官员的信任，时常成为两广总督的“座上客”。他也在遏制走私贩毒方面同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作为在广东权力最大的洋人，他经常出面接待到访的西方各国将军、舰队司令、外交特使和主教等显要人物，招待规格隆重体面，得到西方外交界好评。同时，他对中国的认识和感情也较前深入。经过著名汉学家梅辉立(W. F. Mayer)的指教，他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和植物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沉浸于对宋朝忠臣文天祥的研究。因此，赫德对包腊已经刮目相看，认可了包腊的“聪明才智”，表扬他具有多种优秀品质。1872年10月赫德晋升他为粤海关税务司。又由于包腊为海关筹备参加维也纳世博会积极进言献策，得到赫德的赞赏和采纳，⑦于是赫德决定任命包腊为世博会中国展的“帝国海关委员会”总负责，再次把中国对西方外交的又一重任交给包腊。 清政府其实于1870年9月已答应奥匈帝国参加维也纳“各国各项物件公会”，并饬请国内工商界参与，但直到1872年6月工商界都反应冷淡，并没有出现政府期望的“鼓舞乐从”之势，故此清政府准备以“有许多碍难之处”为由打退堂鼓。但鉴于奥地利驻华公使馆代办嘉理治男爵(Baron Calice)盛情邀请，一再强调“该公会明显有敦厚天下各国彼此和平相睦之意”，⑧总理衙门只好将此项对外事务交由赫德迅速妥善处理，而赫德也认为中国不应缺席“如此有趣的”国际交流活动，[16]故积极承担。国内学者关于中国参加维也纳世博会的记述和研究不多，注意包腊作用的更少。詹庆华提到：“包腊携带了一些中国商品在维也纳赛会上展销，在世界贸易工商贸易界发生了一定的影响。”[17]事实上，包腊在维也纳世博会的作用，不仅仅是携带一些中国商品在博览会上展销那么简单。无论从包腊的日记、包腊传记及魏尔特的研究，还是从包腊最后获奖情况来看，包腊所付出的心血和做出的贡献都是颇为突出的。 首先，在甄选和验收展品方面，包腊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在一个多月内高效地完成了任务。1872年8月至1873年7月，赫德为维也纳世博会共发布了9号总税务司通令，指导海关的筹备和组织工作。[18]按照维也纳世博会的章程，赫德强调了“展示中国十年的世界贸易状况”主题，要求14个通商口岸在4个月内征集具有代表性的进出口产品和当地特色的产品，并对样品的分类和报告的制作做了详细的指示。因此，包腊是在赫德规定的总原则下甄选和验收各口岸的展品的。1872年11月底到1873年1月初期间，他马不停蹄地走访了11个口岸，亲自征集和挑选各口岸推介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商品，尽量突出商业特色。但他也“自作主张，增加了选送物品种类，如家具、珠宝、银器、瓷釉器皿和漆器：还有帽盒、宁波儿塔(义塔)模型、诸如动物脂油、虫蜡、靛青之类的原材料，以及‘酷刑器具’”。[19]由于包腊人缘好，他在各口岸的中外朋友纷纷向他提供私人的珍贵收藏，其中包括九江海关税务司葛显礼(Henry C. J. Kopsche)珍藏的一整套江西现代陶瓷产品以及英国博物学家、时任英国驻宁波领事郇和(Robert Swinhoe)从海南岛搜集而来的动物标本。他本身也拿出了自己收藏的中国木雕作品。包腊挑选的展品总体来说代表了中国的工艺水平、产品类别、工业门类和贸易情况以及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状况，有助于世界更完整地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欣赏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尽管有些展品反映了中国人的丑陋习俗，但具有社会和文化的真实性。中国展品最终在世博会上获得了西方各国的好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