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近代历史发展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如果从启蒙的视角来观察近代中国的重商思潮,我们亦可将之视作中国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之一。换言之,中国近代最早经历的也是商业启蒙的过程,商业启蒙是研究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话题。商业启蒙构成近代启蒙思想通往普通民众的一条思想通道,它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最为接近、关联度最高,因此也相对容易被普通民众所接受,使平常百姓于不知不觉间受到近代工商社会价值观的洗礼,为适应正在发生的、空前的近代社会转型奠定一定的心理和思想基础。 有学者从哲学启蒙的角度,将明清以来的中国启蒙思想家划分为五代。①但实际上,就近代思想启蒙的内容而言,似还可在鸦片战争前夕主张经世致用的地主改革家一代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改良派与革命派一代之间,加上与之并存的以重商思潮(包括后期的实业救国论)所代表和体现的近代商业启蒙思想家一代(他们中许多人往往同时具有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多方面的启蒙思想),这样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才能真正较为完整和连贯。 产生于19世纪中晚期的中国近代重商思潮,与西欧近代的重商主义并不完全相同,它是社会转型时期一种更为复杂的思想体系,有着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虽然它与明清的早期重商思想和嘉道年间的经世致用思想有着历史渊源关系,但更多是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外来思想的影响,基本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 尽管在最初阶段与西欧重商主义类似,晚清“重商”论者所强调的“商”或“商战”,主要指在流通领域和对外贸易中与国外商品展开竞争,仿效列强,“以商立国”,“以商强国”,改变既往重农抑商的政策,走重商之路。但随着时局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加深,“商”本身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内涵,实际上成了“经济”或“实业”的代名词,延伸到“农”、“工”、“矿”、“交通”诸方面,越到后期,“工”的作用越发突出,实际已演变为“重工”或“重实业”。正因为如此,就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来看,稍后兴起的“实业救国论”其实也可以包括在广义的重商思潮之中,是重商思潮的后期表现形式。诚如郑观应所言: “商之义大矣哉!”②对重商思潮的探索,要更多关注“商”在中国语境下的丰富内涵以及许多言外之意,不能简单“在商言商”或就商说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重商思潮中有一种“连环套”式的思维,层层放大,而涉及社会改良与发展的方方面面,“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③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由此,重商思想又成为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酵母’,其内涵包括了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因‘通商’而触发的一系列重要经济社会问题的连锁式回应”。④这里所谓“连锁式回应”,实则为与“通商”和“商战”相关联的经济、政治、军事、教育、文化各领域的变革与反思,以及这些反思在社会各阶层包括普通民众中所激起的反响。这样,就将重商思潮与近代启蒙勾连起来,使之成为近代启蒙的重要环节,以及各种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想承接转换的重要平台,其中,尤其为以“救亡”为中心的经济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和迅速普及开启了大幕。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见萧萐父:《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7页。 ②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7页。 ③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④缐文:《发展经济学的滥觞:晚清重商思想三题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⑤就研究方法而言,重商思潮与近代商业启蒙运动的关联性研究,又可使重商思潮研究从单纯的思想辨析推向思想与社会的双向互动研究,从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单向性研究推向对广大商人和一般普通民众的研究,从各种重商的思想主张推向对这些主张的实现途径和社会效应的研究,简言之,由虚而趋实,由一般思想议论而落实到社会行动探索。这种社会学取向的研究,在既往对重商思潮的研究中似仍注意不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