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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与重商思潮相伴随的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的变迁,虽然主要体现在工商实业领域,往往与商利、商权、商法等相挂钩,但随着启蒙思想的扩展,常常又由启蒙思想家们推及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制度等更广泛的领域,引发更多的批判性思考。如1880年前后,重商论者钟天纬便已意识到西方富强的根本不只在“重商”,而更在于其“政教修明”、“律法最尊”,能够建立起“通民情、参民政”的政治制度和相应的法律制度,这才是欧洲各国臻于富强的“大关键”处。①1909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指出:“盖宪法乃国家之基础,道德为学问之根柢,学校为人材之本源。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②到20世纪初,这种思想业已在商人中引起比较广泛的认同,如有人认为,商人“无政治之思想,乏国民之精神,终无以争存于商战之世,独立于列强之间也”。③也有人指出:“我商界不欲为立宪文明之国民则已,苟其有立宪国民之思想,则当先尽立宪国民之义务,而国会请愿之举,自不得不继续各界以行之。”④这说明,在当时商人眼中,商业发展与政治发展已有莫大关系,商人已不可能游离于国会请愿之类的政治运动之外。 显然,商业启蒙同整个近代启蒙思潮有着割不断的内在联系,系整体性近代启蒙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且,这种启蒙实际上已从思想家的书斋走向广大的社会,一变而为不可阻遏的社会思潮和层出不穷的社会改革运动。 尽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但近代商业启蒙也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与西方的重商主义思想和早期启蒙运动相比,中国近代商业启蒙主要不是内生的,而是外发的,是商潮东渐所引发的中国社会内部的反映,商战的目的主要在于御侮与救亡,手段则是对外贸易与阻塞漏卮。外发性特征,使中国近代商业启蒙一方面固然接续了明清以来的经世思想和实学传统,但另一方面又主要是从西方接受重商主义的思想启蒙。但可惜的是,这种启蒙毕竟是不系统的,有一种理论上的不彻底性,许多来自于对西方或肤浅或深刻的观察。更何况西方重商主义经过300余年的演变,早已面目全非,本身就有早期与后期重商主义之分,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无法全盘引进。如马建忠的重商思想历来被认为是最接近西欧重商主义思想,但经过有关专家的深入分析,却认为他的重商主义与真正的古典重商主义仍有实质区别。⑤晚清以商战为口号的重商主义,其实是一种古典重商主义与近代自由贸易思想相混杂、西方冲击与经世思想相交错的混合型思想,目的主要在于挽救因外贸巨额逆差和白银大量外流所引发的巨大社会危机,使中国不致被西方列强所“灭国”、“亡种”。 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商业启蒙始终受制于急剧变化的救亡形势。为了适应救亡的需要,近代重商主义的内涵始终处于急速的过渡、转化之中,带有某种不确定性,很难形成为“思想定式”。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国近代重商主义便走过了西欧重商主义300余年的思想历程,呈现出极其短暂又极不稳定的思想特征。在民族救亡的时代主旋律之下,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重商”、“商战”,到20世纪初年的“重工”、“工战”、“实业救国”,再到辛亥革命后全面的“实业建设”、“社会革命”,不到60年的时间,中国近代的经济思想发展和商业启蒙已经历过了多次内容、主题变迁,但每一次变迁,都缺乏深度的思考和充分的实践,像一场场突如其来的春雨,刚刚打湿了地皮,就倏然停止了。这种思想启蒙的“跳跃式”发展和一波接一波的“思想快速接力”,其实也就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真实写照。 不得不承认,近代商业启蒙的“未完成时”特征,为现当代经济制度和商业道德文化的建设带来很大困惑和阻挠。商业道德文化是国民整体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软实力,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造强大的“中国精神”,我们必须大声疾呼中国商业道德文化和商业精神的再启蒙、再建设,这也是中国经济建设实现可持续和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钟天纬:《综论时务》,《刖足集内篇》,1932年刻本,第34—36页。 ②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11页。 ③太孟:《商业发达论》,《江苏》第3期,1903年6月。 ④《联合海内外华商请愿国会公告书》,《华商联合会报》第3期,1910年5月。 ⑤参见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00页。亦可参见薛玉琴:《近代思想前驱者的悲剧角色:马建忠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87—88页。著者业已指出, “在中国近代史上,与其说马建忠是一位洋务专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启蒙思想先驱更为贴切”。(薛玉琴:《近代思想前驱者的悲剧角色:马建忠研究》,第20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