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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商业启蒙的演进及其主要内容 以重商思潮为标志的近代商业启蒙是一个不断递进的发展过程,在不同发展阶段中,重商的内涵及其侧重点各不相同,由此商业启蒙的内容和受众面也各异。大体而言,近代商业启蒙经历了兴起(19世纪60—90年代)、嬗变(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深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这样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当然,三个阶段的商业启蒙思想内容在实际历史中有时是并存或交叉的,但仍能观察到其中层层递进的发展趋势,以及商业启蒙思想的不断深化和普及。 第一阶段:近代商业启蒙的兴起(19世纪60—90年代)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尽管清政府发起了所谓“自强运动”,力图抵御外侮,挽回利权,意味着自上而下“重商”的开始,但30年过去,鸦片战争以来所丧失的利权不仅没有挽回,反而还在不断地丧失。这在中国有识之士之中激起极大的愤慨,同时也引发了深度的思考。1894年郑观应刊行《盛世危言》,首次系统阐释了“商战”思想,以“商战”为口号的重商思潮遂达于高峰,同时也标志着近代中国第一波商业启蒙大潮的汹涌而至。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正式出版后,很快便受到各方高度重视,“都中各处求者”,“络绎不绝”,发行量也极其可观,先后于1895年和1900年修订再版,“闻各省书坊辗转翻刻,已售至十余万部之多。早识几,朝野称赏,何风气尚未大开乎?”① 这一时期的商业启蒙主要围绕“重商”与“商战”展开,首先强调的还是商业和商人在“今世”的极端重要性,对传统社会中“重农抑商”的政策和“轻商”、“贱商”的观念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此又以维新派思想家陈炽的言论最为典型。在陈炽看来,要改变中国贫弱的现状,必须通过通商惠工,振兴商业,“商务盛衰之枢,即邦国兴亡之券也”。②与陈炽类似的重商主张,有王韬提出的“恃商为国本”,③以及薛福成提出的著名的“商握四民之纲”的观点。④ 在启蒙史意义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启蒙思想家们的重商思想业已在商人中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和回应,通过对抑商、轻商传统的批判,近代中国商人也逐渐开始摆脱长期形成的自卑感,变得越来越自尊与自重。商人们将自己的经商与国家的富强相联系,认为“商业无论巨细,皆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并由此而生发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职业自豪感,不再视经商逐利为低人一等的旁门左道。⑤有人甚至认为经商的人具有“天下最有活泼的精神,最有发达的能力”,甚至能够称得上“人类的总机关”,“除了商,别的再也没有这种价值”。⑥话虽说得有些极端或过于夸张,但却透露出因时代变迁而体现出的新兴社会力量的自信与抱负。 这些已然汇聚成流的尊商、重商意识,对刚刚迈入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它使中国几千年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抑商、贱商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近代工商社会发展趋势相符合的重商思想逐渐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产生重要影响。检阅晚清商会档案文献,诸如“今商界风气渐开”、“商智日开”、“近今风气已开”等字眼触目皆是。⑦也有直呼当今为“重商时代”,商人“皆当自认为国商”。⑧还有人称“今日之天下,故一变而为重商主义,商人之力足以操纵天下之权利”。⑨可见,重商思潮开社会风气之先的思想启蒙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并成为诸多近代经济思想意识的触发器,诸如与“商战”密切相关的近代商人“利权”和“权利”意识的形成,便是“重商”的思想成果之一。 “商战”论的产生,直接导源于近代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利权”的大量外溢,而“利权”的争夺,又是“商战”的核心和关键。⑩商人们意识到“能于外洋收回一分利权,即为国家增长一分势力;能于商界多占一分位置,即为国家多获一分光荣”。(11)在争利权的同时,商人也开始强调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和经商权利,呼吁政府加以保护、扶持,即所谓“保商权”,“我国之贱商,数千年矣。……不保商而扰商,不利商而剥商不止”,“无怪乎商权常落外人之掌中”。(12)如何才能“保商权”呢?薛福成提出了设专官、兴公司、励新法、杜伪品、改税则等五项“保商”措施。(13)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借鉴西方的成功做法,提出了中国近代商业制度的基本框架,以适应“商战”时代的需要。 可见,以“商战”为核心的重商思潮不仅将“商”的重要性推到事关民族生存的战略高度来评价和认识,与后来勃兴的民族主义思潮有着渊源关系,而且围绕对“商权”、“利权”和“权利”的思考,更广泛涉及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工商社会转型过程中商人社会地位、商人自由经营权利、外贸保护主义、振兴工商政策、国家主权意识、商业法律观念等一系列的近代思想启蒙问题。尽管这只是思想启蒙长过程的开端,但许多近代思想史的题中应有之义都大致包含其中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337页。 ②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0、98页。 ③王韬:《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弢园文录外编》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页。 ④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7页。 ⑤《兴商为强国之本说》,《商务报》1904年第8期(又载《东方杂志》1904年第3期)。 ⑥《经商要言》,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890页。 ⑦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4、135、730页。 ⑧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3页。 ⑨林作屏:《商箴》,《绍兴商业杂志》第5期,1910年6月。转引自冯筱才:《从“轻商”走向“重商”?——晚清重商主义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2期。 ⑩《光绪四年四月十九日湖广道监察御史李璠奏折》,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5—166页。 (11)《兴商为强国之本说》,《商务报》1904年第8期(又载《东方杂志》1904年第3期)。 (12)《论中国商业不发达之原因》,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68页。 (13、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61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