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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4)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 马敏 参加讨论

    第二阶段:近代商业启蒙的嬗变(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
    这一阶段商业启蒙的特征是由“重商”向“重工”转变,“工战”和“实业”逐渐浮出水面并成为重商思潮的核心。
    如前所述,中国近代重商思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商”的概念的泛化和拓展,此时之“商”,既不完全等同中国古代之商,也不等同于西方重商主义时代之商,而从一开始就包含有“工”的因素,“工商”往往连带加以考虑。如薛福成提出“商握四民之纲”,但晚年又有“工体商用”的思想,“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①连主张“商战”最力的郑观应也认为应“以工翼商”,“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②
    不过,对启蒙思想家而言,真正认识到“工”比“商”更重要,使“工战”的呼声盖过“商战”,还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标志则是“实业”一词的大流行。清末状元资本家张謇是较早认识到“工”的作用胜过于“商”的人士之一。早在1895年,针对当时还很流行的重商思想,张謇曾指出外洋富强之本在于工。③1905年发表的文学作品《市声》第34回中,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工战”的口号,“学界的口头禅,都说现时正当‘商战’,据兄弟看来,现时正当‘工战’世界”。④
        1906年,章京柏锐也提出:“广兴教育,以培人才,以为工战之基。”“工战”口号的提出,表明商战思潮已出现一个重大的思想转折,即由重商向重工的思想转换。从现存商会档案中,也可看到“重工”和“工战”思想对商人的直接影响。如1905年拟定的苏州商务总会《试办章程》中,便特别指出:“农、工、商三者实相表里,今商界风气渐开,农、工尚少讲求,顾工与商尤有直接之关系,工以商为尾闾,商以工为源头也。……工固不可不重。”⑤
    这种“重工”的呼声在当时并不孤立,受1894年甲午战后外国资本投资狂潮的刺激,人们逐渐挣脱“以商立国”的重商主义的束缚,经济思想益发逼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以机器生产为代表的近代工业及其经济社会组织形式。近代工业化思潮呼之欲出。最早意识到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的近代启蒙思想家有梁启超、康有为等人。1897年,梁启超就曾提到,“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⑥1898年,康有为主张要“成大工厂以兴实业”,将“定为工国”作为“国是”。⑦这种朦胧的工业化意识,随着20世纪初“实业”一词的广泛流行,已俨然成为近代商业启蒙思潮的主流。近代中国“实业”一词的内涵,既是“商”的扩充,也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工”,是一个内容相对芜杂、兼容并包的经济新词,是对农工商等生产和流通事业的总称,但又首先指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经营的近代工业。张謇曾说过,“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⑧时人则进一步阐释,“夫实业者,国民资赖以生之物,而国家之血液营养也。实业之盛衰,原为国民生计之舒惨所系,亦为国政隆污之所系”。⑨
    从鼓吹“实业竞争”到力倡“振兴实业”,再到“实业救国”论,当时的中国报刊杂志上充斥着有关“实业”的宣传和议论,实业似乎已成救世的灵丹妙药。“实业之兴衰,关于国势之存亡是也。”⑩张謇和孙中山皆为“实业救国”论的力倡者。张謇认为只有通过振兴实业才能救国救民,“救穷之法惟实业”。(11)为此,他提出著名的“棉铁主义”,试图通过重点发展棉纺织和钢铁业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实业。孙中山也认为,实业建设是救国的根本之道,“发展实业,乃振兴中华之本”。(12)为此,他专门拟定了宏大的《实业计划》,拟通过重点发展铁路、公路交通和港口,全面发展中国经济,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张謇的“棉铁主义”与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互为补充,为中国的工业化和近代化指出了具体路径,是晚清以来重商思潮发展的高峰,也是“商战”、“工战”和实业思想的集大成者。(13)在商业启蒙意义上,张謇和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思想分别实现了商战思想、实业思想、救亡思想、改良思想、革命思想的大汇聚、大整合,初步回答了中国工业化和近代化如何实现的时代课题,为后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十分值得进一步研究其在思想启蒙史上的意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482页。
    ②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88页。
    ③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曹从坡等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④转引自杨国明:《晚清小说与近代商业社会》,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3年,第12页。
    ⑤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第730、731页。
    ⑥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⑦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5—227页。
    ⑧张謇:《记论舜为实业政治家》,曹从坡等主编:《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151页。
    ⑨《实业救国之悬谈》,《东方杂志》1910年第6期。
    ⑩《论实业所以救亡》,《东方杂志》1904年第8期。
    (11)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曹从坡等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第38页。
    (12)孙中山:《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附:同题异文),《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41页。
        (13)关于张謇与孙中山的实业思想的比较,可参见拙文:《孙中山与张謇实业思想比较研究》,《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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