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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督选任问题的加剧 3月10日，袁世凯利用当时民众对于建立统一政府的期待，藉京津发生兵变，改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不少南方党人来到北京，南北两大势力大有合流之势，并显示出一切大权集中袁世凯一人之手的局面(31)。都督选任问题因为袁世凯态度强硬而加剧。 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深知前清覆亡即因外重内轻，要争取外国承认并解决中央财政的奇绌，关键在于统一的中央集权，厘定官制则为第一步，对于都督选任问题，亦力举通过厘定官制予以解决。他一面饬令临时筹备处按照民国制度拟定临时官制草案，一面致电南京，要求调取临时参议院所定新外官制，拟稍删改作为临时外官制(32)。同时袁世凯还基于现实考虑，和来京邀其南下就职的南方专使达成各省长官维持现状的协议(33)。3月15日，袁世凯根据协议，下令将北方各省督、抚按照东南各省长官官称，统一改为都督(34)，并允准张镇芳辞呈，改派张锡銮督直。 命令刚下，直隶、山东再起风波。天津董事会和顺直咨议局因张锡銮在东边道及奉天度支使任内，有剥削商民自肥以及媚外人情事，大加反对(35)，并径电袁世凯，要求速调王芝祥督直(36)。在山东，省临时议会于3月18日以“前总统委任都督，后总统当然有继续效力”，要求孙中山电袁世凯速罢张广建，令胡瑛赴济履新(37)。 袁世凯因不能阻止直鲁纷更都督，“意愈颓丧”(38)，对直督尤感焦虑，“因为北洋事务繁重，堪膺此任者颇乏其人，故不得不暂行权宜，讵直省人民如此反对，若一省如此，各省仿行，殊失组织统一政府之意。”(39)他除饬令张锡銮接任，并派姚锡光前往疏通，3月18日又发布《亟谋统一文》，重申各省官制应由中央统一制定公布施行，“地方议会有无选举长官权，应在官制内规定，由参议院议决”(40)，次日更下令各省临时省议会不得自行选举都督。 顺直咨议局对袁以“统一”为名拒绝公举都督大加反对，认为改直隶总督为都督，“是取与独立各省一致主义，不过各省都督皆由人公举，直隶未便独异，且直省舆论皆推王芝祥督直，请求收回前令，仍准王氏为直隶都督。”(41)张锡銮眼见情况不妙，连向袁辞职。对于张的请辞，袁世凯一面劝勉其赴任，一面派人前去调和与解释，但效果仍不理想，“直省一般激烈派仍坚持前议”(42)。 此时，政府的处境十分为难，一方面是直鲁反对原有督抚的民气高涨，一方面是中央命令能否发生效力，在权衡之后，拟采用调停办法，试图将袁世凯坚持的军民分治主张与南方都督选举予以调和，作为暂时办法：在外官制未颁行前，各省都督一律由本地公举作为暂署，另由政府在各省委任民政长一人，亦为暂署；划清都督与民政长权限，分理全省军事、民事，待颁定外官制后再取消(43)。 南京临时政府本就对袁世凯倾附共和心存疑虑，并采取一些举措加以防范，但袁利用当时趋向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大势，除《临时约法》之外，其他则一一被破除。即便是约法，也不得不对袁世凯让步。北方各省都督选任问题的发生，正好提供一个制袁机会。同盟会籍参议员见直隶士绅反对袁世凯任命的都督，所举王芝祥又为直隶人，且在辛亥革命和南北议和中功勋卓著，主张推其为直隶都督，并征得黄兴认可。黄兴因王芝祥“机警，善应对”，“欲使如柏文蔚、朱瑞”，出面说服孙中山在3月20日致电袁世凯，要求照参议院《接收案》规定，接受直隶咨议局公举王为直督的事实(44)。作为配合，参议员吴景濂等以个人及直奉鲁协会名义，分别电清袁世凯通告直奉鲁各省议会或咨议局，速举都督(45)。 3月22日，袁世凯复电南京，仍强调各省都督兼有军政性质，不能视为行政长官，而且独立之初都督多由军队拥戴，并非全由人民公举，如视其为地方行政长官，改由各省议会议举，当军队与议会意见不相一致时势必冲突，认为此事必须在划分军政、民政权限后方可实行，在此之前只宜斟酌军队情形进行布置，留待正式政府妥定官制并交院议决后，再暂行公选制。对此，参议员吴景濂、谷钟秀、彭占元、刘星楠、李盤“异常骇异”，表示无论将来官制如何规定，参议院前决议案当然有效，自应实施(46)。 与此同时，东三省及河南、山东咨议局为促成北省实现都督选举，也感到有必要联合力争，根据上年顺直咨议局为“共和已经宣布，应谋北数省政治上一致之进行”的吁请，纷纷派出代表至津，会议中华统一方法及委任都督条件(47)，继而在3月21日开会决议，根据《接收案》规定致电袁世凯，要求通告直、奉、鲁各省议会或咨议局速举都督(48)。 总统府秘书处为调和局面，建议嗣后选定各省都督后，如有人群起反对，仍暂令视事，任事后确有劣迹证据，再令卸任，另选人员接替。袁世凯对此颇以为然，决定与孙中山、黎元洪及南京参议院妥议后再宣布(49)。他致电南京参议院，“密询北省原设督抚现已一律改为都督，此项都督是否在临时政府未经成立以前，由各省公举。”对此，参议院仍本诸《接收案》精神回复，都督一职应由临时省议会秉公选决，但该会未成立前，由总统暂委(5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