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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统一的临时政府虽已建立，且陆续修订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中央官制并颁布，但因外官制迟未颁布，不仅“南省是南省官制，北省是北省官制，南北各自为风气”(105)，而且各省都督与省议会间权责分歧频频发生。部分参议员意识到，为谋行政统一，实有必要编订统一地方官制官规。5月21日，参议员宋汝梅等提议咨催袁迅将地方官制官规编定草案速交院议，得多数赞成，次日决议结果递交总统府(106)。 其时唐绍仪与袁世凯间虽然“意见不合，各走极端”(107)，但尚仍维持彼此关系。5月9日，两人在总统府面谈，决议取消直隶都督，改设直隶民政长和军政长。袁对唐举前清内阁阁臣华弼臣为民政省长，王芝祥为军政省长，“极韪其议”(108)，但在电召王芝祥来京同时，却暗中授意直隶军界反对(109)。唐绍仪最终因王芝祥督直事件在6月15日离京出走。 唐绍仪的去位，在同盟会与袁世凯间造成无法弥补的鸿沟。随后围绕新内阁组织，各方意见不一致。为缓和局势以便陆征祥内阁顺利成立，7月5日北京政府正式向参议院提交省官制案。纷扰已久的都督选任问题，最终在政府主导下，作为省官制一部分，交由参议院决定。该提案采中央集权和军民分治原则，在坚持都督军事长官的身份，由中央任命，另作规定同时，将一省行政长官改为省总监，定为简任(110)。随后，力争都督选举的直隶、河南、山东等省，转而力争民选省总监，影响省官制案的最终确定。 五、结语 民国元年都督选任问题是共和制取代君主制后，政体重新构建过程中，各方政治力量在省一级角力的产物。它既反映中国固有文化下，国人对代议制的接受和局限，更体现各种政治派别间的利益争夺。 按照美、法等西方先进共和制国家通例，各级行政长官多由人民直接投票，或代表民意的机关间接投票，自下而上选举产生。光复各省在建立政权时，在形式上试图遵循这一规例，而实际上则多是在军队主导下，由各派政治力量公举或推举军队首领充任各省都督，而且背后充斥着武力流血，开创了代议制在中国最初实施的恶例。 论争的发生，起因于都督地位及权限未明确，以及南北实行共和制的基础各异。《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确定的都督制，本是同盟会为了集中有限力量，争取胜利的暂时政权设计。都督本定位为军事长官，统率起义部队并兼管民政，代表军政府，执行军政一切事宜。在应对内外局势过程中，都督权力不断扩张，成为总揽一省大权的最高长官。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前后，虽屡有试图解决都督身份以及由其引发的问题之提议，却因时势发展未能定论。随后南北通过和议实现统一，因为各省接受共和制的方式不同，都督又有两种来源。南北双方在对统一尚怀有不同认知的情形下，基于各自的历史基础，对于省级长官如何产生主张各异：东南各省都督皆由公举，南京参议院据此规定各省都督应由各省公推；西北各省则是在当轴调和、诱导后始承认共和，所有都督或因其旧，或另由当轴委任，因而当轴亦有中央委任都督的命令发布。 都督选任问题的发生以及之后各方的立场和态度，皆源于各自利益考量。北方未光复各省的革命志士为争取实现从专制到共和的转变，曾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因袁世凯及各省当权者打压未能如愿，在南北统一后，循南方先例，力主都督民选，试图完成未竟的革命目标。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为防止袁世凯形成专权，采取一些举措加以防范，却因袁利用当时向往建立强有力中央政府的大势，大多被破解的情况下，北方各省的都督选任问题的发生，正好为其提供一个制袁机会。而袁世凯本对共和制无所用心，在大势所趋下被迫接受事实，但集权中央的立场未变，利用都督的军事长官身份，以及光复省份因都督民选所造成的动乱，坚持都督由任命产生。当然，袁世凯对于此问题的态度，在其地位稳固前后有所变化：在未任临时大总统前，态度较为暧昧，当其正式出掌统一临时政府，地位不断稳固后，积极推行集权举措，力主由中央任命都督。 都督选任问题的发生及加剧加促军民分治政策的提出，并加速了省官制案的出台。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袁世凯及政府一方面主张军民分治，在都督之外另设民政长，削弱都督权力，一方面厘订都督的军事身份，将其完全纳入中央任命范围内。随着实力的增强，袁世凯通过掌控都督任命权，加强了对都督的控制。但都督及其后继者的权限，以及与一省民政长官的关系，一直是民国初年省官制厘订过程中的困扰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