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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对其严加防范 衍圣公的恩荣来自“君之恩，祖之泽”，故其本职是奉祖尊君，统率宗族。清初几任衍圣公，确是按照此一意旨来贯彻践行。 顺治二年五月十二日，清廷颁令衍圣公孔胤植，命其管理族众及府属员役。孔胤植也保证“恪遵祖训，钤束族人”，故而此一时期孔氏宗族内部罕有纷争之事。孔胤植去世后，继任衍圣公孔兴燮“饬庙庭，修礼乐，诸废悉举”，始终恪守祖训，不逾己分。衍圣公孔毓圻曾表示：“故自少至老，敦率礼义，倡明教学，日以风俗人心为己任，冀上达圣天子右向儒术之盛心，而下亦不致废坠祖宗遗泽为大戾”。这种认识贯穿了顺康时期诸位衍圣公的实践活动。 基于此，衍圣公与清帝之间保持着密切关系，孔府的权势和影响大为增强，不仅置设了完备的府署衙门，拥有大量田产，还握有保举题授曲阜知县之权。在此情形下，孔府与地方的矛盾日渐显现。雍乾以降，衍圣公屡因办事不力或干预地方公务，受到皇帝惩处。 雍正二年六月，阙里孔庙遭受雷火，清廷发帑修缮。衍圣公孔传铎职司祀事，自应尽心协办。时过数年，修庙进度仍旧缓慢。雍正帝认为孔传铎难辞其咎，“伊为圣裔，更宜身先竭力，若仍怠玩，著即题参严加议处”。这是清朝皇帝首次斥责衍圣公。乾隆二十一年正月，衍圣公孔昭焕奏请将庙户改为民籍，有干预地方事务之嫌，遭到乾隆帝严斥：“伊系少年之人，理宜安分自守，方可保其安富尊荣之乐。”经山东巡抚白钟山查办，得知孔昭焕“不能安分自爱，干与地方公事，更属显然”。为此，乾隆帝警告孔昭焕：“倘仍怙终不悛，再敢干与公事，是则自取罪戾，毋望幸邀格外恩也。”皇帝对衍圣公已从最初的信任，变为有意防范和控制。 衍圣公何以不能安分，乾隆帝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衍圣公及孔府权势的膨胀，“衍圣公之在曲阜，本一大乡宦耳”。这一论断也是乾隆帝对其他地方大族的普遍看法。因此，在孔昭焕奏请改庙户为民籍一案之后，乾隆帝特将其交部严加议处，“以为居乡多事者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