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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9月,盖维尔作为《莱斯利图画周刊》的特派记者到达日本,同时他也为《纽约先驱报》供稿。他与科文、克里尔曼、维利尔斯一起随日本第二军到了旅顺,之后同乘“长门丸”号船回到日本广岛,12月7日便离开日本回美国了。18日他到达温哥华,读了克里尔曼的报道后立即接受记者采访,以此反驳克里尔曼。他的谈话于19日同时刊登在《开拓者日报》和《旧金山纪事报》。《开拓者日报》以《日本没有错》为题,其下的小标题是“反驳关于暴行的虚假报告——不人道的是中国人”。盖维尔在访谈中声称:“说日本人在攻占旅顺时回复到了以前的野蛮,并非如此。他们绝不是那样。从这场战争的开端,他们就为世界树立了一个人道对待敌人的榜样。”“他们不仅仁慈对待俘虏,也友好对待所进入国家的平民”,相反,在进攻旅顺前夕一次战斗中,阵亡日军“许多人的手脚被砍掉,躯体被邪恶地毁坏,从血液颜色和这些被凌辱尸体的外表来看,显然,可怕的残害很可能就是死因。伤者以如此残酷、野蛮的方式被屠杀,[相比之下]历史上美洲印第安人的野蛮就不算什么可怕的事情了”。(21)这篇访谈表明盖维尔与日本政府一样,试图大肆渲染清军的“野蛮”来为日军屠杀平民做辩解。《旧金山纪事报》对盖维尔采访的报道用了另一个标题《在旅顺》,其下的一串小标题是“德·盖维尔讲述他的经历”、“日军很少抓俘虏”、“克里尔曼的报道被断然否认”、“战役前中国人的暴行”。(22)12月30日,盖维尔在《纽约时报》发表《日本人受到不公正指责》一文,这是他写给该报的一封信,声称“我觉得要马上说句话为日本辩护”。他在文中描述了清军如何虐待日军俘虏,强调日军进入旅顺时受到居民的袭击,虽然日军及其军夫杀死了许多抵抗者,但这些人都是换装的清兵而不是平民,并且说:“就我亲眼所见,我没有看到一个死亡的妇女或儿童,也不相信有任何妇女和儿童被杀。”(23)从盖维尔为日本辩护的内容逻辑来看,与日本政府的声明完全一致,他以一个战地记者的身份为日本的狡辩做了注脚。而且,他在该文最后说道:“作为这一陈述的结尾,让我再一次重复我已经说过的话,日本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事情使人们有理由说她丧失了进入文明国家大家庭的权利,这次战争仍然是一场文明反对野蛮的战斗。”(24)这一结语已经脱离了旅顺屠杀事件本身,上升到日本是文明还是野蛮,以及它能否进入文明国际社会的问题。因此,盖维尔否认旅顺大屠杀的目的已不言自明,他就是要做日本政府在美国新闻界的代理人。盖维尔还把这封信进行修改、补充,以《为日本辩护》为题发表在1895年1月3日的《莱斯利图画周刊》上。(25)1895年1月2日,盖维尔又在《纽约先驱报》上发表一篇长文——《战地记者:德·盖维尔先生揭示其远东采访的惊人真相》,否认克里尔曼所报道的旅顺大屠杀。(26) 对于日本政府和盖维尔混淆视听的辩解,科文和维利尔斯进行了反驳。1895年2月1日,科文发表《旅顺暴行》一文,该文由他于1894年12月8日和19日寄给《泰晤士报》的两篇报道组成,主要是对日本政府否认大屠杀的回应。他说:“我要做的是讲述我看到的实情,让事实说话。”(27)由此,他对所谓清军虐杀战俘,日军枪杀的仅是改装的清兵、没有洗劫城市等谎言进行了反驳。维利尔斯则主要驳斥了盖维尔的说法。1895年1月16日,维利尔斯接受记者采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示了旅顺大屠杀的真相,并直接批驳了盖维尔。当记者问他旅顺大屠杀是否事实时,他回答道:“不幸的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他说,克里尔曼、科文和他一起随日军进入旅顺城,都是见证者,而盖维尔则被日本政府收买,为日本在旅顺的行为辩护。其实盖维尔根本不在前线,而是与陆军大将大山一起待在后方,过着舒适的生活,从传闻中获得消息。盖维尔整天所做的事情,就是搜罗战利品和饮酒。不仅如此,他还谴责了盖维尔向日本政府告发克里尔曼是中国奸细,使他们的生命面临危险。(28)3月1日,维利尔斯发表《关于旅顺的真相》一文,对事实进行了全面澄清。他说,当英国和美国的众多报刊发表文章怀疑从前线发回的报道时,他作为一个日军攻占旅顺时随军身临战场的记者,觉得有必要澄清关于旅顺大屠杀的全部真相。因此,他在文章中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详细回顾和描述。在揭露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后,他写道:“这样,在占领旅顺后,血腥的戏剧一直上演了整整3天,直到大约剩下36个中国人,他们成为这个城市中存活下来的仅有的天朝居民。这些人用来埋葬他们死去的同胞,也是日军的送水工。他们的生命由插在其帽子上的一张白纸片得到保护,上面用日文写道:‘勿杀此人。’”(29) 可见,在派往甲午战场的英美记者中,科文、克里尔曼、维利尔斯等凭着人类良知和职业操守对旅顺大屠杀真相进行了报道,而盖维尔昧着良心为日本的暴行辩护,引发了“旅顺大屠杀是否事实”这样一个伪命题的争论。当时,美国一些报刊将他们之间的争论称为“战地记者之战”(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