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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旅顺大屠杀报道的争论,也与各报刊之间的竞争以及记者之间的个人恩怨有密切关系。 19世纪末是西方报刊媒体快速发展并发生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尤其在美国,报纸的大众化和新闻记者成为一种职业,导致一种“新式新闻事业”的出现。此时报纸的新闻化、商业化、通俗化及其廉价发行,使报纸成为普通民众生活的一部分。然而,报刊繁荣的背后是激烈竞争。从1880年到1900年,在美国发行的英文日报从850家增加到1967家,(39)仅纽约就有十几家报社,以独家新闻争夺读者成为这些报刊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纽约《世界报》在新闻报道上的创新及其拥有纽约最大的读者群,引起了《纽约先驱报》、《纽约论坛报》、纽约《太阳报》、《纽约时报》等其他办报人的嫉妒,并在报道上经常唱反调,甚至对其进行“笔伐”。(40)在这种背景下,当旅顺大屠杀成为《世界报》抢先报道的独家新闻时,便出现了《纽约先驱报》等竞争对手与日本政府的利益一致性,他们之间进行合作和否认《世界报》的报道便不难理解了。更有趣的是,报社的竞争在这一事件中又具体通过两位记者之间的竞争体现出来,即《世界报》的克里尔曼和《纽约先驱报》的盖维尔。在对旅顺屠杀事件的报道过程中,他们的竞争由个人隔阂发展到相互攻击。 克里尔曼(1859—1915)曾于1877年到《纽约先驱报》工作,以善于发掘新闻和采访高端人物而成为一名知名记者。1893年,该报创办人詹姆斯·戈登·贝内特拒绝让他在其文章里署名,因而辞职离开,进入竞争对手约瑟夫·普利策创办的纽约《世界报》。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作为战地记者被派往日本。盖维尔(1869—1913)擅长演讲和写作,曾于1892年作为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名誉理事随团前往日本、中国和朝鲜,正是这一经历,使他在1894年被《莱斯利图画周刊》和《纽约先驱报》相中,被雇为特派记者前往远东报道中日战争。这样,盖维尔与克里尔曼不仅服务于相互竞争的报社,而且盖维尔的职位是克里尔曼刚刚辞去的。这种关系是理解他们其后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克里尔曼与盖维尔以前并无交往,但恰好乘同一辆火车去旧金山,又从旧金山同乘一艘船到日本,并且到达日本后在等待上前线采访期间,经常见面。然而不久,他们的关系就恶化了。日本政府给予盖维尔和克里尔曼的不同待遇,无形中加剧了这两个竞争对手的矛盾。例如,盖维尔最先获得了日本政府颁发的记者证前往平壤,虽然他到达平壤时战斗已经结束,但他比克里尔曼早了几天。在随日本第二军去辽东半岛时,盖维尔享受了高规格的待遇——乘坐大山岩司令官的舰艇,而克里尔曼却搭乘运兵船前往。在辽东半岛,日军给盖维尔配了一名卫兵和一名译员,并且在日军进攻金州时,他是唯一及时赶到金州的外国记者。但在日军进攻旅顺口之前,所有外国战地记者都赶到了金州,包括克里尔曼、科文、维利尔斯、拉盖里等。日本政府给予盖维尔的优厚待遇表明其间的关系非同一般,盖维尔为日本辩护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对于克里尔曼抢先报道旅顺大屠杀的新闻,盖维尔采取了完全否认的办法,既为自己未能报道此事而开脱,也为日本政府做辩护。这直接导致他与克里尔曼矛盾的公开化。其实,克里尔曼早已看清盖维尔的为人,他在1894年11月1日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就曾说盖维尔“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恶棍”(41)。维利尔斯返回美国后曾在接受采访时说,盖维尔想暗算克里尔曼,向日本政府告发克里尔曼是中国间谍,借日本人之手加害于他,原因是在盖维尔及《纽约先驱报》否认克里尔曼报道的旅顺大屠杀之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克里尔曼报道的是事实。(42) 盖维尔的大量报道及其后来的回忆录中,都充满了对日本的溢美之词。他自称是日本的“朋友”,“在帝国宫廷,在和平时期东京的各种沙龙上,还有在去朝鲜和满洲的军营里,我懂得了热爱和钦佩日本人的善良,以及他们的温和、礼貌、聪明、活力、坚忍和不屈不挠的勇气”。(43)正因如此,他不仅在其报道中极尽讴歌日本之能事,还违背记者的职业道德,虚构故事情节。科文也说盖维尔本来就不是真正的新闻记者:“盖维尔原本是演讲家,并非新闻记者。对此次战争的随军行动,也只是为了搜集讲演材料,与报社的关系是暂时的。”(44)井上晴树评价盖维尔说:“盖维尔虽然浅薄,但好像看透了在红毛碧眼面前抱有劣等感的日本人的心理,而且,是迎合其心理而付诸行动的人物。盖维尔抵达平壤时,平壤战斗早已结束,不可能亲眼目睹。然而盖维尔能以亲眼目睹的形式进行演讲,真不知他是何等的天才。”(4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