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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英美媒体在甲午战争中普遍倾向于日本的舆论氛围,使质疑和否认旅顺大屠杀真相的报道有了生存的土壤。19世纪70—9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而晚清的洋务运动更多地强调中体西用,因此西方人认为日本是开放、改革和进步的,而中国则排外、保守和停滞不前。加之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海外宣传的“文明”对“野蛮”之战,使西方报刊普遍倾向于支持日本。例如,《哈勃周刊》在进行中日对比分析时认为:“日本代表着现代文明,中国代表着野蛮或者至少是一种没有希望的过时的文明。日本坦率而完全地接受了万国公法,而中国只是对此偶尔发布一个空洞的表白,却希望维持拥有藩属国的中央王国的观念。”(46)纽约《论坛》杂志的一篇文章在谈到日清之间战争的意义时说:“战争确实具有广泛的意义——它是进步与停滞不前之间的一场斗争。日本的胜利意味着现代文明扩大到朝鲜,以及她的财富向世界开放。相反,中国的胜利意味着继续延续朝鲜的无能,而且这很可能迟早会屈服于俄国的专制。”(47)纽约《展望》周刊的一篇文章也是这种腔调:“中国代表了保守、停滞和死亡,而日本代表了进步、开化和文明。”(48)《纽约先驱报》更是鼓吹支持日本打败中国:“日本将有权对快要接受条件投降的大清帝国进行改革或重建。她要把西方文明标准通过朝鲜推进到中国,就欧洲列强而言,在不妨害其利益的情况下,世界上这些伟大文明以其建议和赞同,应该允许日本激励其愚昧的邻居进入现代生活领域。日本的文明化使命应该进行到底,然后,为了中国未来问题的最终解决,世界上所有的大国就可以在东京举行一次会议。”(49)这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国家以日本为先锋侵略和瓜分中国的主张。正是在这种舆论环境下,克里尔曼等人揭露日本残忍本性的报道与此前英美民众心目中的日本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他们看了旅顺大屠杀的报道后不愿意相信其真实性,使盖维尔等人颠倒黑白的报道有了其存在的空间。例如,在克里尔曼的报道刊登之后,一些报刊对此表示震惊,里士满《州报》就称旅顺大屠杀这一消息是“令人痛苦的震惊”,并警告说日本天皇“不可能同时是一个野蛮人和一个文明的统治者”。(50) 综上所述,由于日本政府对英美报刊新闻报道的操纵,也由于特派战地记者之间相互竞争及盖维尔混淆视听的报道,使得旅顺大屠杀真相在英美的亲日舆论环境中受到了怀疑,从而造成了争论。不过,由于大多数英美战地记者都坚持旅顺大屠杀的真实性,除了纽约《世界报》之外,还有许多报刊都以谴责日本的姿态报道了这一事件,如《苏城论坛报》、《林奇堡进步报》、《宾厄姆顿共和党人报》、《费城呼声报》、《费城时报》、《圣路易斯邮讯报》、《华盛顿明星报》、《沃斯堡公报》、《波士顿邮报》、《明尼阿波利斯新闻报》、《辛辛那提商业公报》等,使《纽约先驱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旧金山纪事报》等少数报刊否认大屠杀的报道并没有多大市场。因而,这种争论只是当时在日本操纵下,由少数英美报刊从西方列强的利益及其价值观出发来评判甲午战争的一场闹剧。越来越多的史料表明旅顺大屠杀是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戚其章、井上晴树等中日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