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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虚君共和”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虚君共和”的概念由康有为首先提出，这一点不仅在其著述中有所说明，在罗瘿公写给梁启超的信中也作如是说[4](P591)。那么，这一概念是在哪篇文章中首先提出的呢？据张伯桢所言，“时民军决行共和，清室主立宪。先师乃草《共和救国论》[6](P137)，号召天下倡导“虚君共和”之说，其后又发表《共和政体论》、《中华救国论》、《救亡论》等文以为陆续之说明。张氏之说为后来学者所承袭，不少论著都提到《共和政体论》，并将其视作康有为“虚君共和”主张的先声。③然而，查看相关资料集，《康有为政论集》、《康有为全集》均未见收录《共和救国论》；更为重要的是，在《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中，也未言及《共和救国论》，取而代之的是《救亡论》，写作时间在辛亥年九月，《共和政体论》则撰于辛亥年十月。[7](P89～90)《救亡论》首刊于《不忍》杂志第7期，然而依据题目旁边的说明可知，该文革于辛亥年九、十月间，这与《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所言的时间基本一致。在收录该文时，《康有为政论集》、《康有为全集》皆按阳历将其断在1911年11月，应早于《共和政体论》与《中华救国论》。基于此，笔者保守地认为，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主张当在辛亥年九、十月间，较早可见的文章首推《救亡论》。 在康氏看来，中国当时政局可谓“虚君共和”，而“虚君共和”又为共和政治之一种，故而民军所主张的政治革命已然实现。基于以上逻辑，康氏对“虚君共和”的界定多为对当时政局的描述。然而，时局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康氏之“虚君共和”的内涵也在不断调整。 在《救亡论》完稿时，《十九信条》尚未公布，此时康有为便断言：“吾中国今者可名曰虚君共和国”[8](P231)。据康氏所云：是时，上谕许“资政院定完全之宪法”，依此则“吾中国已为立宪国，名虽有君，实则可谓为虚君共和国”[8](P229)。康有为以为，此诏书实为“完全共和立宪之诏”，“将数千年无限之君权，一旦尽舍之”[8](P230)。在此诏书基础上，康有为描绘了一幅政治图景作为“虚君共和”概念的具体说明：“众大臣为总理大臣所用，而总理大臣由国会所举，甚至上议院员皆不能选……军队虽统于君主，而须听国会之命……若夫国会提议案，国会改正法，君主皆不能参预，不能否决……凡此政权，一切皆夺，不独万国立宪君主之所无，即共和总统之权过之远甚，虽有君主，不过虚位虚名而已，实则共和矣，可名曰虚君共和国。”[8](P238) 《十九信条》发布后，康有为“虚君共和”主张的论据似乎更加充分，他声言：“若吾国九月十三日所闻，十九条誓庙所颁，君主一切无权，如同土木偶神，如同留声机器，实同无君，岂能谓为立宪君主哉？故只得谓共和之虚君也。”[8](P247)在《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中，康有为对《十九信条》逐条释义，说明权力削夺后的宣统皇帝“是名皇帝，实非皇帝”[8](P260～263)。在阐释第六、七条时，康氏甚至感慨说：“谓为虚君共和，已为过称。”[8](P261)需要说明的是，依据《十九信条》，尽管君主“无命相之权，并无选上议院员之权，无否决、解散国会之权，无宣战、媾和之权，虽名领大元帅而为国会限制，无调军之权，国会停时无敕令代法律之权”，却仍旧保有“裁可阁奏、临国会、接公使之事”[8](P258)。 实际上，在规范皇帝权力时，《十九信条》采用的是列举法，其用意不过将皇帝排除于主要权力之外。在笔者看来，依据《十九信条》，即便这一用意也不可说完全实现。譬如，第九条规定“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国会解散，即内阁辞职”，然而此条并没有规定由谁来解散国会；第十条仅规定对内使用时，皇帝应该依据国会议决的特别条件调遣军队，那么对外时又如何？第十二条规定“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然而在媾和宣战时，若国会处于休会期间，则其后由国会追认即可。当然，上述种种权力不明之处可以通过制定或修改宪法得以厘清，而且依据第五条，宪法起草、议决权属于资政院；依据第六条，宪法提案、修正权属于国会，看似国会仍旧掌握着主动权。然而，依据第五条，资政院起草议决的宪法，须由皇帝颁布方为有效，若皇帝不颁布又将如何？ 若说在分析《十九信条》时，康有为表示“虽共和虚君，尚不能称之”[8](P261)不过感慨之词，那么，在十月初二上谕准内阁总理大臣入对奏事暂行停止事项，以及十月十六日摄政王“废位”之后，他的分析越发突显出时局与其“虚君共和”主张之间的张力。在康有为看来，“无摄政，并不能谓之虚君共和”[8](P251)。何以言之？因为宣统皇帝年幼，“尚待十四年后始能亲政，乃得称虚君”[8](P258)，而上述君主保留之权“应有摄政王为之”[8](P265)。尽管总理大臣之事权体裁，在实际上“兼专制皇帝、立宪皇帝、虚衔皇帝、摄政王合而为一”[8](P265)，但终究没有摄政王之名，所以，依中国时政而论，当为“闲散君衔之民主共和国”[8](P258)。此外，如前所述，十月初二以降，“内阁是皇帝，而皇帝非皇帝”[8](P264)，以至康氏一改“权在国会”即共和政治的认知，宣称立宪与“共和”之相同点在于“权在国会内阁”[8](P245)。进而言之，内阁的权力又集中于总理大臣，据总理大臣所拥有的权力言之，“于各国求其实比，则真如美之总统”[8](P265)，中国政局实同“总统之共和”[8](P247)，加之君主年幼只能列为候补，“故今中国只能谓之候补袭帝之总统共和国”[8](P251)。在笔者看来，“闲散君衔之民主共和国”也好，“候补袭帝之总统共和国”也罢，都是康氏用以描述不充分条件下“虚君共和”的名词而已，实际上仍未脱出“虚君共和”的范畴，可视为“虚君共和”制的特殊时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