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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说明英国为共和国。事实上，将英国看作共和国至迟于孟德斯鸠便已经提出。在孟德斯鸠看来，英国“外表是君主政体，实际上却是共和政体[22](P70)。此外，威廉·梅雷迪思爵士也称英国为共和国。[23](P18)实际上，查阅20世纪初年国人翻译的法政类论著，也不难看到英国为民主国的言词。那特硁在其《政治学》中便作如是观，“英国国体者，非君主国体，又非混合国体，而实一种之民主国体也”[24](P7)。工藤重義也在同一意义上指出：“自实际上而论，其实权全在于国会，所谓王室者，不过一装饰物耳，故吾辈以英国亦为民主国之一种。”[25](P7～8)需要说明的是，依据国体三分法和国体二分法的转换⑦，共和国可分为贵族国与民主国，然而在清末，国人常将“民主国”与“共和国”等而视之。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民主国”较“共和国”更早地用来翻译republic，而用“共和国”翻译republic源自日本，出于某种抵制心理与使用习惯，在较长时间里，国人常用“民主国”表示republic。其二，贵族国在近代的风评不佳，且单纯的贵族国“今日各国鲜有行之者”[26](P15)，“多半变为民权国”[27](P98)，甚至有学者认为“贵族国体已为天演之力所淘汰，其得存于今日之世界者，惟君主制国与民主制国”[28](P82)而已，故而言及民主国，自然属于共和国，而谈及共和国，又往往指的是民主国。但是，也有学者超出君主国与共和国二元划分的框架定义英国的国体，或认其为“混合国体”[29](P48～49)，或认其为“君民同治”(或称“君民共主”、“君民共治”等)⑧国体，无论为哪一种，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君主政治与共和政治之间的张力，使得英国在上述二元划分的框架中并不必然归属于君主国或共和国。综上，在西方，虽有不少学者视英国为共和国，但也存在不同看法；更为重要的是，在清末，许多士大夫并未将英国归属于君主国或共和国，而是将之界定为“君民同治”。 最后，要说明“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为同一，康有为面临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 从理论层面而言，所谓“君主立宪”，一般指的是君主的权力受到宪法限制的一种国家类型。但是，这里面并未规定所限制君主权力的多寡，恰是这种内在极强的张力，使得“君主立宪”在君主国与共和国二分框架中的归属成为一个未决的问题。依据国权总揽者的归属，有些学者将“君主立宪”理所当然归入君主国行列，认为“独裁君主国及立宪君主国，元首即总揽者”[28](P236)，“立宪君主政体，由君主总揽统治大权，占有神圣不可侵犯之资格”[30](P6)。同时，也有学者将其归入共和国的范畴。如前所述，对英国国体的判定即此种认知的集中反映。甚至有学者直接否认君主国与共和国二元划分框架在近世的可行性，认为“吾人所谓近世国家者，基于民主的主权之国家也。换言之，近世国家者，即民主国家之義也。故苟以皮相之见言之，则近世国家中似不得悉命之为如是，然就实际上精密查之，则此说之确实，有如铁案之不可动摇者”[31](P93)。综上，“君主立宪”在理论上的界定可谓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虚君共和”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同时也在根本上否定了将“君主立宪”之君主等同于“虚君”的可能性。 从实践层面而言，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不止英国，还包括日本。在武昌起义前的较长一段时间里，立宪派以“君主立宪”为旗帜，英国的确是他们推崇的典范之一，梁启超的《政治学学理摭言》等可为例证。但同时，日本无疑也是“君主立宪”的一个重要典范。实际上，在立宪派看来，不仅英国、日本，其他如德国也是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如英、德、日本等立宪君主之国，以宪法而定君位继承之律，其即位也，以敬守宪法之语誓于大众，而民亦公认之，若是者，其犹不谬于得丘民为天子之义，而于正统庶乎近矣”[32](P140)。在著名的《立宪法议》中，梁启超甚至认为“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者十数，除俄罗斯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馀各国则皆君主立宪政体也”[32](P7)。且不去管其他“君主立宪”国家，即便英、日二者之间，其君主权力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述，自1708年以降，英国的君主已趋于“虚君”；而依据《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年)，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 面对上述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康有为并非一味规避，他甚至在文中明确指出，“君主立宪之义，各国权限不同”[8](P251)。那么，如何证明“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两者为同一呢？首先，须重新阐释“立宪”。康有为强调指出，“立宪国者，国为公有，君民共之”[8](P229)；据此，立宪国君主虽稍贵异，“不过全国中之一分子而已”[8](P230)。其次，说明“立宪”与“共和”为同一。正是基于上述对“立宪”的理解，康氏认为“立宪国与共和国无少异”[8](P236)，“其民权同，其国会内阁同，其总理大臣事权与总统同”[8](P234)，所不同者惟君主有无而已，而且此君主是“无权无用之君主”，其存在的理由不过避免“岁易总统以生争乱之患”[8](P237)罢了。既然“立宪”与“共和”无少异，不过多一个“虚君”而已，则“君主立宪”也便等同于“虚君共和”了。应该说，康氏对于“立宪”的解读本身就是矛盾的。“国为公有”，人君无权，又如何言“君民共之”。如前文所述，在19世纪下半叶流行的国家分类中，“君民共主之国”与“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并列，指的是“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33](P22～23)。显而易见，上述“君民共主之国”与康有为所言“君民共之”的“立宪”相距甚远。有趣的是，在20世纪初年，正是经由康有为之手，新的国家分类体系得以形成，其中与“君民共主”相对应的正是“立宪”，与“民主”相对应的则是“共和”[34](P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