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上所述，在当时国人看来，国家元首出于选举的确是“共和”的特征之一，虽然它并不能概括“共和”国体的全部内涵。此外，若考虑到“共和”政体方面的内涵，则辛亥革命期间，南北所争者实不过“共和”内涵的一部分而已。从中不难看出，人们于历史中择取的往往并非某一事物的全部，而是其中最能在那个时点发挥作用的部分，这并不是说其他部分已经达成共识或者已然实现，只不过它们在那个时点被人为搁置了而已。事实上，在民国初年，议会制与总统制、单一制与联邦制的选择仍旧未决，且是各方讨论的焦点；更为重要的是，讨论是在“共和”的名义下展开的。在笔者看来，正是因为不同时期的人们所面对的社会问题不同，虽然他们可能向历史求助时所选取的思想传统是同一的，但自其中捞取出来的部分却不尽相同。在南北议和时，国家元首产生方式应景般成为“共和”的标志，所以尽管康有为随着时势变化，不断修正其“虚君共和”的理念，然而“国人心目中不复容有君主二字”[47](P1)，即便此君为“虚君”、且与“共和”相伴。 注释： ①就晚清所传播的法政知识而言，确有以主权归属定国体者，而在受到国家人格说的批判后，转为以国家最高机关或国权总揽者为标准确定国体。张琴所用“大权”二字，在笔者看来，更倾向于国权总揽者。依据陈武所编《国法学》，则“以议会总揽国权者，谓之共和制国；以君主总揽国权者，谓之君主制国”(第95页)，对照张琴等所言，则其意思大致相当。不同之处在于，张琴等加入了“立宪”二字，使得原本清晰的逻辑又变得模糊，因为以国权总揽者为标准所确定者为国体，而“立宪”则为政体之一种，与“专制”相对，换言之，君主国体既可立宪，也可专制，共和国体亦然，以国权总揽者为标准只及于国体，与政体无涉。而依据国权总揽者的标准，“以议会总揽国权者，谓之共和制”，其间并未明确君主之有无。换言之，即便有君主存留，只要权力集中于议会，未尝不能称之为共和制。事实上，正是上述定义的模糊性，才给清末民初国体与政体的论争留下空间。 ②据笔者所见，有关辛亥革命期间康有为“虚君共和”观念的专论主要有：林辉峰的《康、梁之“虚君共和”方案浅析——兼论武昌起义后康、梁的应变策略》(《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和朱忆天的《康有为“虚君共和”论浅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等。此外，一些以康有为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对此也有所涉及，如罗怡明的《康有为君主思想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等。 ③相关著作参见《康有为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45页；陈永正编：《康有为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1页；宋青蓝著：《康有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99页；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6页；中华民国建国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华民国建国文献：民初时期文献》(第2辑史著二)2001年版，第1179页；张艳国等著：《思想文化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董士伟著：《康有为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页，等等。相关论文参见杨恒：《康有为、孙中山和近代中国历史潮流》，载《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论文集》，上海市历史学会，1984年，第285-286页；高放：《清末立宪的当代总结——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等等。 ④《辛亥革命资料丛刊4》注明时间为“九月十三日”，而这一天正是《十九信条》颁布的时间，如果《十九信条》确有参照张绍曾等所奏十二条政纲，时间未免显得仓促；况且，在九月十四日的上谕中明确说明，资政院起草之宪法已于十二日著准，以此则张氏等之奏章反而迟了一天。所以，文中时间依据《辛亥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而定，该书于200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见第92-100页。 ⑤如前文所言，“今许军队及资政院定完全之宪法，吾中国已为立宪国，名虽有君，实则可谓为虚君共和国”。结合前后文，此处所谓“立宪”，指的是“立宪君主”，而非与专制相对之“立宪”政体。 ⑥以上内容参考孙玲：《共和视野下的英国议会改革运动》，中国政法大学中外政治制度专业硕士论文，2009年。 ⑦国体三分说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依据统治者的数量，分为君主国、贵族国和民主国三种；国体二分说则以马基雅维里为代表，分为君主国与共和国二种。国体三分说与国体二分说之间的转换方式有两种，“或以贵族国入于共和国，以贵族国亦为合议制也；或以贵族国入于君主国，以非人民集合体也”。(陈武编辑：《国法学》，《法政丛编》(第二种)，第81页)上述两种看法中，前者是较为通行的转换方式，而后者并不常见。就国体三分说与国体二分说通行的转换方式而言，并不是于国体二分说提出之际便已自然形成，而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孟德斯鸠和一些德国学者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共和国分为民主与贵族二种，他说：“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共和国的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贵族政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页。)在德国，“遮哈夫、载婆罗合贵族国、民主国于共和名称之下说明”(市存光惠：《宪法要论》，李维汉译，上海普及书局出版，光绪三十二年，第43-44页)。 ⑧在19世纪下半叶，国人开始在理论框架的规范下讨论政治问题。在这一时期，君主之国、民主之国与君民共主之国是常见的国家分类方法，蒋教复、王韬、郑观应、黄遵宪、何启与胡礼垣等人均主张此说，而从许象枢、孙宝瑄等人对此说的应用，进一步说明了它在当时的流行程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