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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一词虽古已有之，然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确源于西方。循其传入的路径，虽然日本学者的改造难脱干系，但“共和”概念的模糊性终究导源于西方“共和主义”传统的非一致性。在西方，自20世纪50年代以降，关于“共和主义”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就目前取得的成果而言，至少能够证明：“共和”并非君主制对立面的内涵所能涵括，而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它与“民主”是两个不同的传统，在当代社会仍然有执行批判功能的价值。除此而外，关于“共和主义”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也仍然没有统一的答案，学界仍然存在“新雅典共和主义”与“新罗马共和主义”的分野。[39](P45-46)事实上，甚至有学者质疑“共和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本质的连续性，认为“共和主义”能够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被理解”[40](P13)，即便是早期近代之前的“共和主义”，也“缺乏一种统一的理论起点，它建立在多重的，或许是彼此无法通约的基础之上”[41](P157)。承接当代西方“共和主义”的复兴，中国学者在阐释“共和主义”时，也存在至少两条行进的路径。其中，王天成、李强等学者对“共和主义”的解读倾向于混合均衡的制度建构，而刘军宁则在公、共、和的意义上阐释“共和主义”的基本原则。 应该说，“共和主义”在历史中的混乱与分歧直接导源于它所具有的漫长历史，因为“对不同时空条件与历史环境中的人们来说，‘共和’意味着不同的事物，他们并非在同一层面上理解‘共和’——事实上也难以从同一角度阐释‘共和’”[42](P2)。不妨说，恰是因为“共和主义”在历史上的混乱与分歧，才使得“共和主义”的解析并非如同数学上简单地求交集或合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共和主义”的梳理可以具有更多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适当的方法，一种建构各种理念间联系的方法，可以把历史上的“共和主义”熔于一炉，形成一个对当前社会具有解释力和指导力的理论体系。 作为一种方法，笔者更倾向于使用国体与政体的理论框架去解析“共和”。就国体而言，强调主权的归属，主权在全体国民即“共和”。就政体而言，强调主权的行使，主要体现为中央权力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分立与均衡。实际上，前述公、共、和的原则多据“共和”的国体内涵演绎而来，而混合均衡的制度建构则秉承自“共和”的政体内涵。 在西方古典时期，尚无国体与政体的划分。是时，“共和”常被解读为“寡头政体与平民政体的一种混合”[43](P132)，或为“国家乃人民之事业”[44](P39)，这意味着主权的公有，即主权在全体国民。而古罗马的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则代表中央权力的分立和一定程度上的均衡。降至近代，随着民权主义的发展，主权在民已经变得毋庸置疑，而三权分立、复合共和制也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总而言之，从古至今，“共和”都蕴含国体和政体两方面的涵义，都致力于少数人和多数人、中央各部门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制约与均衡。 在清末一些翻译的著述中，“共和”主要是一种国体。在国体分类中，共和国体常与君主国体相对，然而二者的区分标准并不唯一，或依据主权的归属，或自二者表面的特征着眼。自主权归属言之，则又可细分为主权主客体说与统治权总揽者说；自二者的特征言之，则或依据单一特征，或依据多个特征。根据笔者关于“共和”的认知，国体方面的内涵强调主权在民。这一政治原则的体现，除了宪法上的规定外，具体表现在公民选举权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投票与共和，无优劣，无上下，不在外部，不在侧面，投票即共和，共和即投票，一体也，非二物也。”[45](P8)作为政府的代表，君主之位出于世袭；而代表政府的总统与议会，则常出于选举。不难看出，作为“共和”的特征之一，国家元首出于选举源于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 在清末，“共和”虽也曾被视为一种政体[46](P28)，然而政体的分类主要取“立宪”与“专制”二分的框架。在国人的应用中，以康、梁为代表，常将“立宪”用作“君主立宪”的简称，兼有国体与政体的双重含义。其后，随着政治学知识的普及与争论的深入，“立宪”于政体方面的涵义渐明。所谓“立宪政体”，包含宪法与宪政两方面的内涵，前者强调宪法的存在性与最高性以及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后者则强调宪法对国家或政府权力的限制。不难看出，上述“立宪”与“共和”于政体方面的涵义不尽相同，然而这一区别于当时并无实质意义，因为武昌起义爆发前夕“立宪”已成为各方共识，故而即便“共和”政体方面的释义被了解，在革命即将成功时也没有太多讨论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