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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通过对康氏关于“共和”分类的梳理，英国当为“虚君共和国”。在《共和政体论》中，康氏分“共和”为十二种，古今各六种。在近代“共和”政体中，康氏以英国为“君主之共和国”，此外还包括比利时、罗马尼亚、布加利牙和那威。在《与人论共和政体书》中，近代共和政体被分为四种，康氏将葡萄牙并于瑞士为“议长之共和”，将法国并于美国为“总统之共和国”，又去掉英国之君主共和国，而列入罗马尼亚、希腊和布加利牙之“虚君共和国”。两相对照，则不难发现，罗马尼亚和布加利牙既归属于“虚君共和国”，又与英国同为“君主之共和国”，所以英国为“虚君共和国”则明矣。此外，康氏对于“君主之共和国”的描述，与“虚君共和”也是一致的，“国会民党，实有全权，又有虚君镇之，永不陷于无政府之祸。故欧人言法理者，以英为共和王国”[8](P245)。 但是，在同样一些材料中，我们也能解析出不同的意涵。例如，在《共和政体论》中，康氏为何将英国归为“君主之共和国”，而不直接称之为“虚君共和国”？又如，在《与人论共和政体书》中，康氏在列举“虚君共和国”时，为何仅言及罗马尼亚、希腊和布加利牙，而置英国于不顾。 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康氏确曾致力于区分英国政治与中国当时的政治，而康氏“虚君共和”的主张则建构于中国时局之上，从而客观上拉远了英国与“虚君共和”的关系。在《致某君书》中，康氏分“君主立宪”为三类，其中德国类于专制，其他则“无不有命相之权，选任上院议员之权，裁决可否解散国会之权，统领海陆军大元帅之权，国会停时以命令代替法律之权”[8](P251)，英国又以其“无命相之权”与之相异。而就中国所颁布之《十九信条》，在英国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并“无选任上议院员之权，无否决、解散国会之权，无宣战、媾和之权，虽名领大元帅而为国会限制，无调军之权，国会停时无敕令代法律之权”[8](P258)。英国已称为共和国，则中国可称为“虚君共和国”。显然，康氏并不认英国为“虚君共和”，就康氏语言的内在逻辑而言，仿若“虚君共和”较英国的“共和”更为纯粹。以康氏在《与致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中所言，则“虚君共和”政体“尚突出于英、比与加拿大、澳洲之上”[8](P203)。在《共和政体论》、《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两文中，康氏也持此说，认为“英主实有各大权……然尚不至如吾中国之甚”[8](P247)。需要说明的是，康氏也在此埋下伏笔，指出英国君主虽拥有大权，且“无成文限制其权，然实无权”[8](P202)。但无论如何，简单地认为康有为把英国作为“虚君共和”的典范是不审慎的。 就第二种看法而言，关于“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的关系，康有为的表述同样表现出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康氏强调“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之不同，仅在于“一有君主，一无君主”[8](P247)，而且此君乃“无权无用之君主”[8](P237)，以此说明“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的同一，甚至不乏直接的表述⑤；另一方面，则强调“君主立宪”并非一种，即便如英国之“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亦有所差距，甚至明言“此新制，则欧人立宪、共和二政体不能名定之，只得为定新名曰虚君共和”，而这种新制“只能编入共和制，而不能编入立宪君主制也”[8](P247)。 实际上，上述两种传统看法的内在逻辑是同一的，即英国既是“君主立宪”，也是“虚君共和”，所以“虚君共和”便成了“君主立宪”的代名词。那么康氏为何不效法梁启超，直接称英国为“虚君共和”呢？众所周知，在武昌起义之前，英国一直作为“君主立宪”的典范之一而备受推崇，今若欲将其转换为“虚君共和”的楷模，则须解决如下难题：第一，要说明英国为“虚君共和”。其中又可分为两个小问题：其一，英国为“虚君”；其二，英国为“共和”。第二，要说明“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为同一。可以说，康氏不仅看到这些问题，而且试图去解决它们。但遗憾的是，结果并不如预想的好，这使得康氏行文中参差之处良多。接下来，笔者尝试揭示的是，在解决上述问题时，困难到底在哪里？ 首先，说明英国之君主为“虚君”。在英国，君主权力存在一个从“实”到“虚”的发展过程。1066年，威廉一世征服英国，建立了封建制度，这种制度使得国王和贵族的权力保持着微妙的平衡。1215年，随着《自由大宪章》的签署，国王的权力受到削弱。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国王和贵族的势力此消彼长，但总体说来，并未打破国王与贵族、王权与议会分权制衡的政治模式。1640年政治革命的原因就在于，国王试图打破这种平衡，但结果却沦为更加严酷的专政。1688年，“光荣革命”使得国王与贵族分权制衡的模式再度重建。1708年，安妮女王任命辉格党人组阁，开创了议会与内阁多数党一致的先例。接下来即位的两位国王均无意政事，从而成为事实上的“虚君”。1760年至1832年，在托利党的把持下，议会成为维护贵族阶级利益的工具。1832年，议会改革使中产阶级的地位有了很大提升，两党制和责任内阁制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从而打开了向民主发展的道路。⑥实际上，对上述英国君主权力的变化过程，当时的国人并非一无所知。在《宪法大义》中，严复便曾明确指出，“立宪之形式精神，亦有分殊差等。姑无论异国之不同，……即以一国之前后言，如英伦为欧洲立宪模范之国，二百年以往，其权在国王；百年以往，其权在贵族；五十年以往，其权在富人；直至于今，始渐有民权之实。”[21](P241)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英国并无成文宪法，所以对于君主权力之“虚”，只是表现为一种“不用”，而非根本性的“缺失”。显然，康有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基于上述分析，泛言英国为“虚君”是不审慎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