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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皇调停之传闻及第二次赴欧调研 经刘式训欧洲之行后，民国政府外交部初步了解到各国的态度，以及它们对战后和会的意向性构想，在此基础上需要完成的工作，就是寻找最佳的加入办法。作为中立国，任何筹划加入的方式，都充满变数，必将随形势的改变而进行相应的调整。随着战争的进行，各种消息不时出现，其他方案的调停计划亦在酝酿之中。在真假难辨的情形下，民国政府凡涉及和会事情都予以认真对待。 1915年6月28日，外交部致电驻意大利公使高尔谦：“闻将来议和当由教皇及瑞士居间调停，英和两国已在教皇处新设驻使，接洽一切等语。教皇是否有调和之意，希确切密查，并预筹加入大会与议”。(34)高尔谦不赞同在战局未分胜负之际，向各国探听有关议和大会的消息，认为此举“不但真情实际无从得窥，且鲜不遭其淡冷态度，故毋宁以郑重出之”。至于教皇调停，应属于其份内之事，并无特别安排，“教皇为风化主宰，各国皆有皈依之民，立志媾和，自其天职”，而之所以迄今未公开号召，“盖亦自知时机未至，空言无补，反损声望”。目前需要关注的是战争走向，“要在注视列国之趋势如何耳”，“将来如果一方面全胜，一方面败于极点，和议条款之权，自为战胜国所操”。(35) 沈瑞麟于8月25日致电外交部，“默窥欧战以来，各国对于教皇极为注重，英设驻使与前，法派专使于后，最近荷兰亦与教皇通使，至对瑞士方面，瑞典向无驻使，近亦添设，凡此举动，似有深意”，建议“从事联络，以达加入之目的，拟请列入筹备中，试商及之”。(36)外交部重视此种议和动向，将沈瑞麟电文转呈政事堂，政事堂于8月31日将批复后的电文转交外交部，要求外交部就教皇调停和会等事相机联络。(37) 沈瑞麟认为虽然目前战局胜负未分，但中国宜乘此时选边站定，对外一视同仁只能是个表面的说辞，“倘若利用两联盟，则当力就联盟方面而倾向之，倘若利用三协约，则当就协约方面联络之，方针必须确定进行”。如果不能事先筹备，确定外交主攻方向，“即使加入酬和会，无一真挚可恃之友邦，发言盈庭，谁为赞助，临时而呼，将伯恐无及矣”。(38) 为了主动应对教皇调停战事的可能，外交部有意调整驻欧领使的职务范围，拟让沈瑞麟兼使瑞士，胡惟德兼使教廷，并于8月30日致电沈瑞麟、胡惟德，探询意见。(39)驻法公使胡惟德认为由其兼使教廷并不适合，并举出两点理由：一是“法与教廷撤使绝交，感情极冷”，若以驻法公使兼任，可能“未收其效，先损法感情”；二是“在华各国天主教民，向由法保护，遣使教廷，定遭法忌，兼驻尤觉非宜”。胡惟德认为，奥匈帝国与教廷关系“方睦”，且相距不远；另一方面，法国、瑞士政体相同，“保护学生、侨民等事，向由法馆与瑞政府接洽”，希望外交部再行统筹兼驻事宜，其意在于希望兼使瑞士而不是教廷。(40)沈瑞麟同意由其兼使瑞士，“麟驻地临近，遵当兼效驰驱”，认为此举在中瑞尚未订约的情形下，可以灵通消息，并建议“先与商订通好条约，彼此订定关乎通商事宜，随后续议是否恰当”。(41)获悉胡惟德建议的函电后，沈瑞麟同意由胡兼使瑞士，表示自己“自惭望浅，极愿让贤”，并于9月18日致电外交部，将自己的意见一一陈述。(42)沈瑞麟还愿以其个人关系，探询教廷方面的动静，“驻奥教使与麟甚熟，如有探询教廷之处，亦可托转”。(43) 外交部在寻求加入和会办法的同时，亦试图从欧洲历史上寻找借鉴。前文已经叙及，外交部曾有一份媾和大会的专门研究报告，认为维也纳会议、巴黎会议及柏林会议，系最为著名的三次议和大会。待刘式训欧洲之行结束后，在筹备具体加入方式的同时，外交部希望能有更多关于三次和会的材料，以供研究。1915年7月3日，外交部发出致驻英、法、德、俄、奥、义、美、荷公使函，告之国内关于三次媾和大会的材料“除一二条约历史外，苦无确切成例，足资考证”。函件并特别举希腊加入柏林大会一事为例，说明相关情形：以希腊为中立国，但因领土处分一节与其有直接关系，因此被特许入会，此种状况类似于中国于此次大战的境地，“不知关于当时希腊加入柏林大会，各国外交来往文件，此时能否设法搜觅”。函件强调，柏林大会之前“各国政府交换意见，必有多数文电之往还，我国似应详事搜求，或可作为筹备加入大会手续先例之一助”。鉴于会议所具有的上述重要借鉴意义，函件要求各使“务须将欧洲组织此三大会所有驻在国与他国预筹会议往来文件，及其他各国加入会议之历史，设法密为收集，或编列表册，或照录原件，迅速邮寄本部，以为筹备资料”。(44) 各驻外使馆按外交部的要求调研三次和会时，为得到较为直接的经验，外交部再次派专人赴欧，从事联络及调查。此次担任者为外交部参事夏诒霆。1915年9月10日，外交部以“目前各国情形瞬息万变，将来究竟如何，不能不先为研究”为由，派遣夏诒霆前往欧洲各国。(45)夏诒霆欧洲之行首站为何国，目前的材料尚不得知，目前可以得到的行程是大约在10月20日前后抵达法国，11月6日由法赴英，11月11日由英抵荷，14日离荷赴德，11月18日离德赴奥，11月30日由奥赴俄，最后自俄返国。 夏诒霆到欧后，与各国政要及公法家接触，探询意见。1915年10月23日，外交部收到夏诒霆电，称“顷晤风登纳，诚恳密询。据云，战时结局总在明岁，大会如有中立国列席，中国亦可要求加入，惟此情形与维也纳、柏林等会议不同，恐交战国不愿别国与闻”。另外一点在于，现实处境不利于中国，“战后欧美列强于远东利益不肯漠视，但现在杀机已动”，可谓是“有强权，无公理”。风登纳(46)建议中国，为了防范别国野心，可以做两方面准备：一是遍告国际友邦；二是“乘机赶修军备，整理财政，多派武员观战，造就将才，以备万一”。(47) 在法国期间，夏诒霆会晤法国政要。得到的意见是，如果战局胜负难分，由别国参与调停，则中立国可列席会议。法人的意见中均提及日本，认为日本可能会反对此举，因此“能预防日本国阻力最好”。(48)在德期间，晤见索尔息，探询其对东亚局势及各国影响的认识，尤其是如何牵制日本。索尔息认为东亚大局掌控于英国，“现英、日外虽亲睦，内实猜忌，战后盟约决难赓续，或竟先将解散”。美国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挟制不足，牵制有余”。如果中国能联结英、美，“日患当可稍图补救”。不必担心日俄联盟之传言，日本果若联俄“不特关系中国。恐英美必从中阻挠”，即使日本“重审前议”，“恐未必能成事实”。(49)此后夏诒霆由德赴奥，后经俄国返回国内。 未能见到夏诒霆在俄国活动的资料，但透过俄国的档案，可以推断俄国对中国此时的外交动向十分清楚，认为中国的主要动机有二：一是“想参加将来应该解决青岛命运问题的和会”；二是“希望加入协约国，借此可保障自身安全，避免日本之阴谋”。(50)为推动中国对德绝交，俄国外交部曾周旋于英、法、日三国之间，力劝三国同意中国加入协约国，主要的阻力来自日本。 外交部对参会的外交调研，是基于中国中立这一前提的，因此其对中立国的研究也比较重视。此前对欧洲各中立国的调研，限于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西欧国家，甚少注意到巴尔干半岛诸中立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大利加入战团，其中立国身份不复存在；荷兰为保和会所在地，对战后和会具有特殊地位，不是纯正意义上的中立国。因此研究上述中立国所能提供的借鉴意义，已经大打折扣。为解决此问题，1915年9月21日，外交部致函驻俄公使刘镜仁、驻奥公使沈瑞麟，要求密为探询希腊、罗马尼亚等中立国“对于战事、媾和公会，如何办法，有无筹备”，望随时电告。(51)并于同日致函所有驻外使馆，要求切实调查中外报纸所载之“战事媾和渐有动机之说”，认为“此种论调未始非事实之先声，或作为我国筹备加入大会参考之一助”。(52) 沈瑞麟于调查后回复外交部：“查巴尔干各国，除布加利亚已加入战局外，希、罗两国均系武装中立，将来遇有时机，难保不参与战事”。关于媾和问题，目前“尚无明了之筹备”。(53) 至1915年底，外交部为筹备加入大会已准备一年有余，先后派刘式训、夏诒霆出使欧洲，探询意见，继之要求各使调查三次欧洲议和大会，希望从中得到借鉴。在联络各国公法家以为我用的同时，对传言中的教皇调停认真对待，一一做出外交因应。为防备瑞士可能作为议和之地点，特派专使兼驻瑞士，并探求订立通好条约的可能。外交部所作的这些准备都为中国将来以中立国身份加入和会打下基础。中国能否最终以中立国加入和会，加入之后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均非这些准备工作所能准确预知，外交部只是在尽最大可能，为将来中国能参加和会并达预期目的做足外交方面的工作。此过程中，沈瑞麟要求外交部选择两集团中的一边为主要外交方向，唐在复则根据柏林和会经验，建议政府先与一强国接洽，以为后盾。这些建议，无疑对中国筹备加入和会，及加入和会后保护自身利益是有利的。 1916年春，德国已经有议和之意，此种动向引起外交部的注意。因美国所处中立地位，消息大多从美国而来。1916年3月25日，驻美公使顾维钧来电，“昨见各报纷载德首相与驻德美使晤谈，有议和意，拟请美国出为调停等语”，据以探询美国外交部，告以“所谈仅及美德交涉，惟据各处私密消息，双方均确有和意，不久议和亦意中事”。美国外交部人员提醒顾维钧，“和会与中国关系不小”，希望中国相应准备。虽然外交部一直在由刘式训等筹备加入和会的方法，但顾维钧此时竟然并不确定中国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战后和会，“我国拟否加入和会一节，如已决议，乞早日密示，俾有遵循”。(54)外交部肯定中国加入和会之愿望，但唯恐结果难如人愿，希望留出处理余地。除回电顾维钧表示“我国能加入大会，固所至盼”外，又引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个人意见，说明不加入和会的利益所在，“芮使以私意密告，以为中国宜宣言不欲加入，庶日本不至要求在会内代表我国利益，同时我国设法与各关系国另组专会，讨论东方问题”，外交部希望顾维钧对此发表看法。(55) 顾维钧不同意芮恩施的意见。顾指出，如果明确大会将处理有关中国问题，中国应该“坚请入会”。如中国宣言不加入大会，“他国或解释为我国愿将各项问题，一任和会处置，不复置词”，将导致“有损我国将来反抗和会决议之地位”。在中国要求入会的情形下，如果被拒绝加入，中国即可“不承认该会之议决，以为他日抗议之地步”。至于另开专会，顾维钧认为不可，“有损我国将来自由行动”，而且“日本殆必要求为专会主席，尤易实现其在亚洲霸权”。(56)顾维钧关于中国须加入和会的解释，从逻辑上讲有利于中国，而这与外交部确定加入和会总方针是一致的。外交部虽然早已为加入和会在进行各种筹备，但在核心筹备人员之外并未宣讲民国政府的底线，各种可能的预案也在一直进行。当德国议和之意酝酿出台时，外交部久已计划的参会之议，似乎将要有一个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