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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时期“维新”一词的使用 戊戌变法时期变法派政治人物关于“维新”一词的使用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把“维新”一词作为变法运动的口号与关键词，反复使用；第二类仅在次要语句中偶尔使用这个词，而不把它作为变法运动的核心用语；第三类则避免在改革和变法的意义上使用“维新”一词。 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对“维新”的使用属于第一类。以康有为本人的关键奏折为例。《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1898年2月）云：“今日之国是，莫有出于尽革旧习变法维新者矣。”又云；“下诏申誓，宣布天下以维新更始。”《为推行新政，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革旧图新，以救时艰折》（1898年6月）云：“臣所欲言而未详者，……誓群臣而明维新而已。”又请皇上布告天下“所有庶政，一切维新”。可见康有为对于“维新”一词的使用是坚定而谨慎的。其坚定表现在，“维新”一词是在“国是”、“申誓”、“布告天下”等最庄重的语境中作为关键词出现。其谨慎表现在，在上述奏折中“维新”一词出现次数并不多，且没有出现在标题中。这方面还可以用杨深秀《请定国是折》（1898年6月1日）来说明。杨的奏折是促使光绪皇帝于6月11日下达《明定国是诏》的重要文献，由康有为或其弟子代拟，文约千字，其中“变法”一词凡八见，“开新”十见，而“维新”三见。“维新”虽然在同类词语中出现次数最少，但它还是被用在了全折最关键的诉求中，那就是请皇帝“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 光绪皇帝的谕旨中对“维新”的使用属于第二类。根据林树惠的整理，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光绪皇帝下达的与变法有关的谕旨共有207件。其中的重要谕旨和关键语句均未使用“维新”一词。6月11日的《明定国是诏》由赞同变法的翁同龢起草，使用了“变法自强”一词，还采用了康派奏折中的一些措辞，但回避使用“维新”。其关于“国是”的表述是：“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措辞相当稳健，并没有要进行一次彻底变革的意思。9月12日谕内阁诏为光绪皇帝变法遇阻后表明心迹之诏，被梁启超评价为“新政之殿”。诏曰：“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关键词是变法与新政，不提维新。在这207件谕旨中，“维新”字样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9月12日的另一件谕旨中，主题是要求不阻塞言路，其辞曰：“诚以百度维新，必须明目达聪，始可收敷奏以言之效。”另一次是9月14日的谕内阁诏，主题是要求照顾旗民生计，其辞曰：“现当百度维新，自宜弛宽其禁，俾得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这两处“维新”都出现在从句中，显然不是作为变法运动的关键词来使用的。但是上谕中的每个词都是经过斟酌的，“维新”字样能在上谕中出现，说明光绪皇帝以及谕旨的起草者对这个词不反感。值得注意的是，9月5日杨锐、刘光弟、林旭、谭嗣同被任命为军机处章京，“维新”字样的出现，可能与他们参与起草上谕有关。 张之洞是属于避免在改革和变法的意义上使用“维新”一词的第三类变法派人物。张之洞虽然也主张变法，但并不同意康有为托古改制、全面变革的政治学说，因此他不用“维新”一词来称呼变法以示区别。他在戊戌年出版的《劝学篇》与康有为学说针锋相对，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主张不可变者为伦纪、圣道、心术，可变者为法制、器械、工艺。在戊戌变法期间，《劝学篇》由黄绍箕推荐给皇帝。光绪认为此书持论平正，命各省将此书广为刊布。就连保守派代表徐桐也表示赞赏此书。可见张之洞的变法理论比康有为学说在官 僚中拥有更多的支持者。因为政治观点不同，张之洞对于康学抱有很深敌意。他曾因为《强学报》使用孔子纪年而将其封禁，又曾因为《湘学报》提到“素王改制”而勒令改正。张之洞理解“维新”二字的复杂内涵，因此他既不像康有为那样以“维新”为号召，也不像光绪上谕那样含混地使用“维新”一词。他在《劝学篇》的《变法》与《会通》两章中两度引用《尚书》中的“器非求旧，维新”这句话，用来表示“必取新式机器之义”。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版本的《劝学篇》中，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在《变法》章中均作“惟新”，在《会通》章中均作“维新”。可见张之洞除了在词意上给“维新”以明确而狭隘的解释之外，还有意在字形上区隔“变法”与“维新”的关系。 上述三类政治人物都同意用“变法”、“新政”等提法来指称当时的国策，其中唯有康有为及其追随者才把“维新”郑重其事地树立为此次变法的旗号，这是有其特别用意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