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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实现治国方略上的世代大转换，光有圣人是不够的，还要有新王，也就是新受天命的开辟之王。康有为自视甚高，被反对者引为口实，指其意在称王。文悌在弹劾康有为的奏折中说：“阅其著作，以变法为宗，而尤堪骇诧者，托词孔子改制，谓孔子作春秋，西狩获麟，为受命之符，以春秋变周，为孔子当一代王者，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 说康有为有称王的野心，自是反对者的污蔑之辞。在呈上《孔子改制考》的奏折中，康有为说：“董仲舒为汉代纯儒，称孔子为改制新王，周汉之世，传说无异。……伏惟皇上典学传心，上接孔子之传，以明孔子之道。”可见他是希望光绪皇帝能够继承孔子的事业，成为完成改制的新王。在呈给皇帝的《日本变政考》的按语中，康有为说：“自古受命之君，必与二三贤佐，损益前代，著为国制以为天下后世法。”可见他对光绪帝的期许，是成为开辟新时代的受命之君，而他在政治上的自我期许，是成为新王的二三贤佐之一。 康有为把变法当作开国大业来对待，这有许多例证。《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以免胁制而图保存折》曰：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孔子《春秋》明新王之改制，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异器械，殊徽号。何为纷纷不惮烦哉？以为不如是，不能易天下人之心思，移天下人之耳目也。既以诸国并立之势治天下，则当全去旧日一统之规模；既以开创维新之势治天下，则当全去旧时守成之面目。百度庶政，一切更始，于大东中开一新国，于二千年成一新世。 《日本变政记》按语曰： 维新之政，同于再造。事事草创，无旧章可由。 《我史》曰： 又请改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又请变衣服而易旧党心志。又请迁都上海，借行幸以定之，但率通才数十人，从办事，百官留守，即以弃旧京矣。……又北京连年水灾，城崩累次，尘土坌天，泉恶脉坏，王气已绝。 以上数则，迁都、改朔、易服等等，都是典型的开国举措。又言北京“王气已绝”，可见“天命”已经放弃旧国，而将属意于新国。《我史》又曰：“时吾观复生及林暾谷之相，谓卓如曰：‘二子形法皆轻，不类开国功臣也。今兹维新，关中国四千年大局，负荷非常，而二子起布衣而骤相，恐祸将至矣。’”康有为认为谭嗣同和林旭的相貌不够厚重，不像四千年大变局中的开国功臣。言外之意，戊戌变法实为开国事业。 康有为既然将此次变法等同于开国，那么他选用含有“新受天命”之意的“维新”一词作为旗帜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