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新历史的书写 戊戌变法的历史最初是由失败者书写的。康有为、梁启超逃出北京后，即开始叙述与书写戊戌变法的历史。最先把戊戌变法称为“百日维新”或“戊戌维新”的，正是康、梁本人。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到香港，接受媒体采访，称“皇上曾锡以手书略言守旧党联结甚众，意图谋害鄙人及各维新党，故促令鄙人早离京师且嘱令设法保护君国”（《申报》1898年10月14日）。又称：“皇上命我出外觅人保护君国，故我意欲亲近英国。……如英能护中国，我知皇上及维新党永远不忘英国之德也。”（《申报》1898年10月16日）这是康有为自称“维新党”。 1898年底，梁启超主编《清议报》第一册在日本出版，载有康有为《戊戌八月国变记事四首》，第一首开头两句即为“历历维新梦，分明百日中”。这应该是相关文献中最早提到 “百日维新”的。其第三首又云，“吾君真可恃，哀痛诏频闻。未定维新业，先传禅让文。”再次强调戊戌变法乃“维新”事业。 从《清议报》第一册开始，梁启超就开始陆续发表《戊戌政变记》，连载十册后于1899年春出版单行本。此文的焦点在于慈禧太后发动的政变，而对于戊戌变法的整个过程还没有一个稳定的称呼，轮换着称之为改革、新政、变法或维新。其后梁启超又在《清议报》发表《戊戌政变记事本末》，第一章即为“百日维新”。稍后梁又发表《康南海传》，对于戊戌变法的称呼已相当稳定，称为“戊戌维新”。 茅海建先生《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导论中说：“很长时间以来，戊戌变法的研究，依据着三大史料：其一，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其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其三，康有为的《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可见康、梁关于戊戌变法史的著述对后来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影响极大。不过近年来学者们已经发现这些史料虽然很有价值，但需要厘定的地方亦复不少。也就是说，作为亲历者，他们在回忆与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加入一些主观的或不实的成分。 康有为及其追随者试图在戊戌变法期间树立“维新”旗帜，但是既没有得到光绪皇帝上谕的正式认可，也没有得到张之洞等稳健改革派的支持。而他们事后将戊戌变法的历史书写为“维新”的历史，则被后世史家广泛接受。当戊戌变法、戊戌维新、百日维新等名词成为同义词的时候，康有为赋予“维新”一词的彻底变革、开创新国新世的寓意却往往被人忽略了。同时被忽略的，还有“维新”一词背后的天命论和公羊学背景，以及这些传统的思想资源为戊戌变法的正当性所提供的支持。在清末的舆论中，固然有人只是单纯地在改革的意义上使用“维新”一词，但是措辞谨慎的也大有人在。考察“维新”一词在当时的确切含义和用法，有助于厘清不同改革流派之间的界限。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