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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之维新论 康有为之所以要在变法阵营中特树“维新”之帜，是因为他所要推行的变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变法，而是前所未有的彻底改革。“维新”一词不仅比“变法”更能确切地表达彻底变革之意，而且可以从天命论和公羊学的角度为改革提供正当性辩护。 甲午战败以及胶州湾危机以后，康有为提出中国面临的是“四千年之变局”。这个变局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从“一统之世”进入“诸国竞长之世”： 中国自汉唐宋明之后，皆为大一统之时，及今欧、亚、美、澳之通，遂为诸国竞长之世。一统、竞长二者之为治，如方之有东西，色之有黑白，天之有晴雨，地之有水陆，时之有冬夏，器之有舟车，毫发不同，冰炭相反。（《为推行新政，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革旧图新，以救时艰折》） 因为一统和竞长这两个时代在治国方略上完全相反，所以当时的中国必须彻底改制。又因为西方列强进入竞长之世的时间比较早，所以采用西法是改制的捷径。 在康有为看来，这样一个变局可以用《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来解释。历史的演变须经过据乱世、升平世而进入太平世。“据乱则内其国，君主专制世也；升平则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之世也；太平则民主，平等大同之世也。”（《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孔子本人虽然生于据乱世，但他通过《春秋》一书所传递的微言大义具有拨乱反正的作用。可惜的是，《春秋》之义只有在西汉时才为人信仰，其后便隐晦不明了： 汉世家行孔学，君臣士庶，劬躬从化，《春秋》之义，深入人心。拨乱之道既昌，若推行至于隋唐，应进化至升平之世，至今千载，中国可先大地而太平矣。不幸当秦汉时，外则老子、韩非所传刑名法术君尊臣卑之说，既大行于历朝，民贼得隐操其术以愚制吾民，内则新莽之时，刘歆创造伪经……自晋之后，伪古学大行……于是三世之说，不诵于人间，太平之种，永绝于中国，公理不明，仁术不昌，文明不进，昧昧二千年，瞀焉惟笃守据乱世之法以治天下。（《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 也就是说，汉唐宋明的一统之世所遵行的都是君主专制的据乱世之法，而当今诸国竞长之世，应该施行的是君主立宪的升平世之法。 三世之演进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需要有新的“圣人”把二千年来隐晦的《春秋》大义重新阐明，以与当世之务相接。梁启超《读〈春秋〉界说》曰：“凡天下一事之成就，必经数百千年数百千万人之智慧能力而始成也。积众生之智慧能力久之，而圣人出焉，圣人出而众生之智慧能力又增长焉。”在梁启超等康有为的追随者看来，康有为就是这样一个圣人。章太炎一度与康门弟子交往甚密，其1897年《致谭献书》述其观感曰：“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康有为自己亦不遑多让，时时以二千年来唯一得孔子真传者自居。《孔子改制考序》曰：“天哀生民，默牖其明，白日流光，焕炳莹晶。予小子梦执礼器而西行，乃睹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礼运注叙》曰：“是书也，孔氏之微言真传，万国之无上宝典，……二千五百年至予小子而鸿宝发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