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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人的日本观 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的形象时而是蛇，时而是虫，时而是鼠，时而是蚁。它们与中国的土地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中。至少在这类题材中，漫画完全屏蔽了娱乐的功能，它提供的是生动的同时又是严肃的具有教育性的讯息。动物的形象激发出人们的厌恶、恐惧与愤恨的复杂情感，这是受害者对加害者的反应。动物的意义是什么呢？彼得·伯克的解释很有启发性，他认为，当一个群体与异文化遭遇时，会发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第一种，自觉或不自觉地无视两文化间的差异，将它们类比，把他者看作自我的反映；第二种恰恰相反，将他者有意或无意建构为与自己完全对立的模式。而且这两种反应很容易使我们对他者的印象变成套式（stereotype）——一种简单、粗糙、扭曲的思维模式。并不能说套式没有正面的，然而不幸的是，大多数套式对他者持敌对、蔑视或至少是居高临下的态度。与“我们”不同，“他们”非我族类，是低下的动物甚至怪物。这可以用W.J.T.米歇尔在其书中的一句话概括：“动物代表社会他者的所有形式。”① 伯克所说的是两种异文化刚刚碰撞或者信息来源阙如、不对称的情景，当两者产生充分接触、互相深入了解，套式的魅力会大大减退。在与西方的频繁交往中，中国人心中所构建的华夷秩序渐次崩塌，情愿或者不情愿地纷纷接受当时国际关系的现实。当然，我们不能轻视套式的持久性、滞后性，大国心态、华夷之辨在中国近代史上时隐时现，未曾真正离去。在对日认知方面，尤其如此。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的岛国迅速崛起于东方在令人惊羡的同时也激发国人更复杂难堪的情绪，因为它的强盛给中国带来了屈辱——自从甲午战争战胜后便与列强同分一杯羹，让中国戴上东亚病夫的帽子；之后野心膨胀，得寸进尺，大举入侵中国，使其蒙受沉重的灾难。这一系列接踵而来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形成独特日本观的根源所在。 甲午战争是决定中日两国近代命运的大事件。战争期间一股“剿倭”“征倭”的舆论颇堪玩味。一篇《纵论中倭大势》道出传统华夷观的对日认识：“今夫倭奴，一东瀛岛国耳。其土地弹丸蕞尔，尚不及于新罗，其风俗驳杂浇漓，又远逊于中国。”在一片征倭论中，有的制定讨伐日本的具体战略，有的仅仅是做了直捣日本三岛凯旋而归的梦。连诗人黄遵宪（具有讽刺意味的他写过《日本国志》）也表明了征伐东瀛的雄志：“马蹄蹴踏西江水，相约扶桑濯足来。”即便是日后中国“羡日”“师日”，仍挡不住社会中那股“征日”“防日”的强大潜流。② ① [英]彼得·伯克著，杨豫译：《图像证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9-175页；[美] W.J.T.米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1页。 ② 徐冰：《中国近代教科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交流与冲突的轨迹》，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0-67、174-18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