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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稍微介绍一下作为第二监察系统的封驳制度。封驳官就是中书省有中书舍人，门下省有给事中，合起来简称“给舍”，“给”即是给事中，“舍”即是中书舍人，两者对皇帝诏令以及其他经过其手的公文与任命进行审查和监督，中书舍人有封缴诏命拒绝起草的权力，给事中有驳还诏命不予通过的权力。在宋代，封驳官对台谏章奏里错误的东西也有封驳权。有这么一段话，“祖宗时，有缴驳台谏章疏不以为嫌者，恐其得于风闻，致朝廷之有过举。”也就是说，第二监察系统对第一监察系统也有纠督和监察的功能。另外，在台谏系统内部，它本身就构成一个互相监督的网状化系统，比如说，御史台的长官和普通御史之间可以互相监督和弹劾，而御史和谏官之间也可以互相监督和弹劾，台官和台官之间，谏官和谏官之间也可以互相监督。可以说，在宋代监察制度中，实际上完成了多向化和网状化的状态，而且有明确的制度保证。 第三，宋代的监察制度，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君主官僚政体下，制度的完善和程序的健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阶段，这从选任制度、言事制度以及职事回避诸层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以台谏选任为例，对入选台谏官的官阶限制、出身流品、职事资历与德行才学都有明确的标准；对于推荐台谏官人选的举主，则有君主指定与宰相不预的程序设定；而在台谏官的最终任命上，也有皇帝亲擢的制度规定，包括皇帝召对或召试备选官员，然后择取确定合适人选。总体说来，宋代台谏选任，不但制定了有章可循的完备规则，整个选任过程也构成一个系统程序：侍从荐举——宰执进拟——君主亲擢——中书除授——给舍封驳，以君主为决策中心，环环相扣，互相制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体现出相当完善的“公其选而重其任”的制度合理性。 第四，宋代监察制度体现了监察权的相对独立，呈现出分权制衡的态势。在宋代，台谏的监察权对于君权来讲，是相对独立的。它在制度层面明确规定，台谏要监察谁，事先不需要向皇帝请示。严格说起来，皇帝也没有权力要求台谏纠弹谁。宋英宗曾对蔡襄不爽，暗示谏官傅尧俞去弹劾。傅尧俞理直气壮地对皇帝说：“臣身为谏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这就表明台谏对君权是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另外，对君权的独立，还表现在台谏监察言事后如若皇帝不采纳，他有权辞职来强调这种独立性，可以待罪在家，不去台谏衙门工作，而让皇帝做出选择，到底接受台谏官的监察，还是罢免他们。这点是直到宋代才有的，而且也只有台谏官才有这种特权，它对君权的独立程度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准。另外，台谏的监察权对相权的独立也很清楚，在实施监察前，决不能向宰相请示汇报，一旦有请示汇报，在宋代来说就是“呈身御史”、“识面台谏”，就为正论所不齿。在宋代台谏言事时，一般的台谏官员对长官、同僚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唐代中后期，御史台的御史在言事监察之前，一定要向御史台的长官汇报将纠弹什么事情，这样一来势必要受长官的制约。宋代取消了这一规定，对长官来讲，每个台官的言事权都是独立的。另外，台官要监察什么，谏官可能完全不知情，这个台谏要监察什么，其他台谏也完全可能不知道。这样一来，就保证了整个台谏监察权和每个台谏监察权的独立性。 我们可以看到，宋代君主官僚政体将台谏官僚圈引入中枢权力结构，显然出于权力平衡的考量，但由于宋代台谏对君主也有谏诤权，便不只对宰执构成单向的举劾关系，君权也不能超然于外，于是就形成了君主、宰执、台谏三者之间相互制衡的态势，从而出现了君权、相权与台谏监察权之间分权制衡的初步格局。 从以上归纳的四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宋代的监察制度已经达到了中国古代官僚政体下相当完善的程度，说它达到极致也许并不言过其实。 在宋代台谏制度的设计中，对君权与相权都有制衡，可是制度的设计与制度的执行不是一回事，那么实际的执行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虞云国：宋代的台谏制度，包括整个监察系统在实际运行中，往往出现令人注目而且令人费解的历史表象。我认为这种表象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相对健全完善的制度条文和运作程序不断地被蔑视和破坏，尤其北宋晚期以后，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再一个是宋代监察制度整体运作的轨迹盛衰不定，越到后期，越是衰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