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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困境，直到今天还存在，您所说的宋代台谏制度中的人治问题，与我们现代相比，有多严重？ 虞云国：法治和人治的两难困境，一直是中国政治所面临的难题。东西方文化传统不一样，西方有比较自觉的契约意识，法治观念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就相对完善。他们当然也会有人情，也会有人治，但法治的底线要比我们中国强烈与明晰。相对来说，中国是人情社会，在法治和人治之间往往是用人治软化法治。在中国古代君主官僚政体下，政治制度和法令制度不断趋于健全，这在刚才的回顾中看得很清楚。但是至少迄今为止，中国的人情社会还是始终存在的，这就出现了你所说的所谓困境。实际上，在宋代台谏制度运作过程中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例如，有一位理学家说过：“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可不严”即强调法制的严密性，而“不可不恕”则强调人情和人治的合理性。士大夫官僚也是如此，王安石曾说：“人主任恩，人臣守法，君臣之间，义斯两全。”这里的“恩”和“法”就是法治和人情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台谏制度运作中情与法、人治和法治的纠结也一再凸显出来。宋神宗曾给监察御史下过一道诏令，大意说尽管没有法，御史也可以弹劾、监察。南宋理宗与北宋神宗则是两个极端，他对御史台长官说，得放过，且放过。由此看出，这个难题在宋代台谏制度中也始终没有很好解决。所以说，宋代监察制度中人治与法治的困境，从中国文化角度来讲是一脉相承的，很难说宋代与现在孰轻孰重。但宋代毕竟是君主官僚政体时代，我们已经进入现代转型的时期。以我之见，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包括监察制度的建设，另一方面尤其要培育现代法治意识，认识到法令制度是刚性的，是不能逾越的一条底线，人治与人情只能在法制轨道上延续，而不是超越法制的限阈，这才是现在应该培养的法治理念。 宋代的台谏制度与党争密切相关，我们知道，在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议会中的党派政治也相当激烈，这是不可避免的吗？ 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成熟以后，它与宋代的党争从来没有断绝过关系，这里有一种必然性。在宋代分权制衡的中枢权力结构中，台谏官代表着监察权，而且在士大夫的心目中，台谏的言论就代表公论。一旦发生党争，党争的双方往往倚重台谏，希望自己的主张得到台谏的支持，即公论的认同。因此，在常态的情况下，例如熙宁变法期间，新党和旧党都在争取台谏的支持；包括后来元祐更化中，也是如此。秦桧专政，为了维持自己的独相局面，就让成为其打手的台谏官排击政敌，保住权益。在庆元党禁中，韩侂胄为首的韩党对以赵汝愚为代表的士大夫官僚也是如此，借助台谏来击败对手。 宋代台谏制度和党争的关系之所以有时会掀起轩然大波，君权所起的主导性取向，仍需要充分的注意。台谏监督也好，发表公论也好，最终能否在政局运转中起作用，说到底还是取决于君主的用舍。而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有的君主往往有意采取异论相搅的统治权术，在其可控范围内，让不同的政见互相争论，也容忍台谏支持或反对某一方。在庆元党禁中，韩侂胄之所以能把赵汝愚一派打压下去，就是因为他援引的台谏官最后得到了宋宁宗的全力支持，而倾向赵汝愚一派的台谏官则被皇帝彻底抛弃。 应该看到，宋代台谏和党争的关系，与近现代西方议会之间的党派之争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宋代的党争是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由君主决定是非的党争。在君权失控的状态下，君主往往有意地偏袒某一方，或者无意中把某些决定权让渡给权相。这样就使得宋代的党争往往牵动整个政局，甚至改变历史的走向，其中包括秦桧专政时期与韩侂胄专政时期。由君主一人决定是非，就有可能导致政局的失误。而西方的党争是在近代民主体制下开展的，已经没有了高高在上的君权，它最终取决于选民的意见。议会中的不同党派是持不同舆情的选民选出来的，他们在议会中表达不同的政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他们当初对选民承诺的政治主张。如果后来的时局演进证明该政党所表达的意见是正确的，选民还会继续投票选择这个党派，反之就会弃之而去。实际上，是选民的选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党派之争的性质，具有所谓程序正义和民意向背的成分在里面。这样一来，两者之间孰优孰劣是一目了然的。进入近代以来，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毕竟要比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台谏与党争更能够趋利避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