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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的风气，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必然随着制度的良性运转或恶性下滑而丕然生变。尽管不能说光宁以后的台谏官员都是相权的附庸或权相的走狗，也会有保持士大夫节概的个别真台谏出现，但总体来讲，台谏官的素质与风气在光宁以后转向庸劣与窳败，这与整个士风的衰颓是息息相关的。归结到士风振衰与制度设计哪个更重要，很显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好的制度必须有好的士风去推动，糟糕的士风必然使完善的制度也名存实亡。但两者的关系究竟良性循环还是恶性互动，说到底还是取决于君主专政的大制度与大环境，这才是两者的命门所在。 如果宋代的台谏制度如此优越，为什么明清时都没有采纳这一制度？ 虞云国：这个问题不能简单而论。元代很明显是不设谏院的，明代基本沿用了元代的制度。元代虽不设谏院，没有谏官，但御史台还存在。自明代起御史台改为都察院，都察院下设有各级御史长官和官员，御史系统也还是存在的。尽管名称已变，明代还是将各级都御史称为御史。在地方，十三个布政司也各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地方层级的御史也许比宋代中央的御史员额还多。另外在各省都设立了提刑按察司，按察司设立按察使、副使，相当于宋代监司中的宪司，但它更加专职，也更加强化。 除了都察院系统，明代还设立了六科，与尚书六部是相对应的，每一科分别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命名，设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等官员。明代制度规定，六科的给事中执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和稽查六部百司之事。规谏、补阙、拾遗相当于前代谏官的职能，稽查六部百司相当于御史的职能。所以从名分来看，好像兼具了宋代侍从、封驳和台谏的职能，但实际上却阉割了宋代封驳官可以监督君主决策的职能。明代给事中不能封，只能驳，但驳的权力也相当有限，而且往往不敢驳。所以尽管名分上似乎保留了谏官的职能，实际上完全抽空了宋代谏官规谏君主的这部分权力，而把重心放在监督六部官员上。如此一来，明代的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实际上就只针对百官，限制君权的那部分基本上归了零。 清代承袭了明代都察院的制度，而后又把六科给事中完全改隶于都察院，这一走势与清代中央专制集权的强化是同步的。回顾历史，唐代御史台和谏院并置，各司其职；宋代台谏合一，两者同时拥有针对君权和行政权的监察职能。到了清代，表面上似乎台谏再度合一，但制衡君权的职能却彻底消失，重新退回监察机构单向指向百官的老路，实际上倒退到唐代以前。很明显，这时的监察制度只对皇帝负责，完全丧失了限制君权的职能，沦为专制皇权的御用工具。 元代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期。黄仁宇指出，明清是第三帝国，元代是第二帝国向第三帝国的过渡期，而第三帝国带有强烈的收敛性。刘子健认为，中国古代君主官僚政治从南宋开始就有转向内在的趋势。他们都注意到宋元之际的这一转折。关于元代，我们的思考一直不够深化。元代是蒙古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所以把蒙古旧俗中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落后关系残余也植入进元代政体。关于这点，元史学者周良霄在《皇帝与皇权》中有所论述。元代的君臣关系实际上带有主奴关系的深刻烙印，在这种情况下，取消谏院、不设谏官、废除封驳制度只是一方面的表现而已。元代尽管也标榜，朝廷不设立谏官而御史“职当言路”，似乎御史也有谏官的功能。但只是说说而已，相对于宋代谏官权力的扩容，元代却干脆取消了谏官，两相对照，制度落差之大令人不胜叹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