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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时皇帝会任用宦官，这是完全违背祖宗家法的，这种情况下，宦官本身未必贪污渎职，而是制度任用上发生了偏差，宋代台谏官就会运用祖宗家法对皇帝用人的错误倾向实施监察。宋代是重文抑武的，总是担心武将的“枪杆子”会导致政权的不稳定。在这一层面上，包括在南宋初年宋金对峙的情况下，很多台 谏官对武将势力的崛起壮大都提出了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所以不光是具体的贪腐渎职层面，而且对整个官僚机器带有倾向性的失误，台谏监察都会提出自己的监督意见。 宋代台谏制度中，确立了独立言事的原则，是否说明宋代的顶层设计中，对于监察权的独立有清醒的认识？ 虞云国：这是毫无疑问的。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古代一直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官僚政体。这个君主官僚政体有一个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到唐宋时期，君主官僚政体在法令制度、官僚制度层面都已经进入了成熟时期。宋代比唐代更进一步，完全可以说，宋代法令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已经达到了君主官僚政体的高峰。在此情况下，宋人的法制意识相对说来也空前自觉。不妨举一些代表性的议论，比如士大夫官僚说“国朝之治任法”，宋孝宗也说过“我朝家法，远过汉唐”，说明宋代在制度的完善和健全上确实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另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对宋代士大夫官僚，尤其对台谏言事官，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关于士大夫官僚的言事权力和制度保障，可以从太祖誓碑“不杀士大夫和言事官”上看出来。宋代最高统治者对言事官实行了特别的政策和做法，例如，宋代有皇帝曾说“国家以仁立国，其待士大夫尤过于厚，台谏乃因得言”，也就是说，宋代由于言论环境的宽松，台谏才敢于发表独立的监察意见。宋代君主也自我标榜“崇奖台谏，不罪言者”。在台谏系统运作正常的年代里，几乎从来没有对言事官重罚过。宋代君主也认识到，尽管台谏“所言者未必尽善，所用者未必皆贤，然而借以弾击之权，养其敢言之气”，这也表明了最高统治者对台谏言事权的保护态度。 正是因为宋代君主官僚政体对监察权的独立有相对清醒的认识，我们可以说宋代中枢权力结构上已在制度上有很好的顶层设计。 宋代台谏制度中允许“风闻言事”，而且言官可以拒绝透露风闻的来源，这一设计不会导致官员人人自危吗？ 虞云国：确实有这样一种倾向。实际上，风闻言事的做法从晋朝开始就有，到宋代，形成了一种比较公认的制度。至于这种方式的缺点，要从古代监察官员获得信息的渠道相对有限加以考虑。因为那时不像现在的传媒，有网络、纸媒等，所以风闻言事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宋代在台谏信息渠道上是有制度保证的，比如有关的公文在运转过程中要向台谏系统及时通报，台谏官也有权向有关机构检索、查阅相关文档。但是公文通报与检阅文档这两个渠道往往是有关政务正在运行或者运行完成之后才能得到，从监察的时效来看往往慢了半拍。而风闻言事则是听到有某些倾向性的消息，所以应该从信息渠道的历史背景上加以考察与理解。 但是风闻言事也有弊端，容易造成监察权的过度滥用，所以宋代从制度上曾经也想对此有所限制。宋仁宗时，风闻言事只限于朝政得失、民间利害，或闻有异谋及不忠不正不孝不义之人。但这里也存在问题，所谓"四不"是颇有弹性的标准，实际上风闻的界限很难据此加以限定，而且这条规定在后来也没法严格执行。另外，刚才谈到，封驳官对台谏官的监察章奏，如果认为有风闻不实，也有权力封驳，实际上也是有制约力的。所以，在监察制度运作正常的情况下，它的危害并不大，也没有达到人人自危的状态。这与监察官队伍本身的素质和修养也是密切相关的。 但是，一旦监察系统处于被破坏的状态，尤其是相权左右了监察系统时，这时的言事官就堕落成权相打击政敌的鹰犬，风闻言事也成为台谏官罗织罪名的借口和手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台谏系统虽遭破坏，但部分台谏官还想保持一定的底线，为了敷衍每月对台谏官的政绩考核，风闻言事就成为其应付交差的信息来源，把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奏报上去。这样一来，和台谏官有接触的亲朋好友就开始人人自危了，担心在聊天过程中无意谈到的某些事情被风闻而去，以至到南宋光宗之时有民间谚语吐槽说：“宁逢恶宾，莫逢故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