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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监察制度，我们会联想到明代臭名昭著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宋代的台谏制度有没有这种类似监察特务的情形发生？ 虞云国：在总体上，宋代的监察制度，包括台谏系统运作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出现像明代那种特务政治的情况。但是，宋代也还是有过严重偏差的，我们举几个例子。王安石变法时，新党的御史捕风捉影，从苏轼的诗歌里找出一些诗句，说他在讥讽新法，于是就把他抓进了御史台大牢，罗织了所谓的“乌台诗案”，这是宋代有名的文字狱。到了元祐更化时，旧党以牙还牙，旧党的台谏声称新党前宰相蔡确在《车盖亭》诗里影射垂帘听政的高太后。高太后大怒之下将蔡确贬官岭南，最后死在那里。这两件诗案中，都有台谏官活动其内。在“车盖亭诗案”中，有些旧党台谏参与了罗织，但也有旧党台谏明确持反对态度的。到了秦桧专政时期，台谏官就完全充当他诬陷政敌的打手，秦桧在迫害李光、赵鼎、胡铨、张元幹的时候，就指使台谏爪牙罗织成许多诗案、史案，出现了监察特务的倾向。 明代的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这些机构是人所熟知的。中国古代王朝中的特务组织，以明代为特盛，历史学家吴晗和丁易都有相关的论著详加论述。关于厂卫的制度属性，在明史研究中，有些学者将其归入司法制度，也有学者将其归入监察制度。我则认为，两者兼具。从职能来讲，厂卫机构很明显也属于明代的监察主体。也可以说，它是兼具司法职能的特殊监察组织，或者是连带监察功能的特殊司法机构。而这两者的结合往往更可怕，也就构成了特务组织具有的特定属性。明代厂卫制度也给出了一个启示：在专制政体下面，监察和特务的界限是很容易模糊起来的，常态的监察机构也有可能滑向特殊的特务机构。1949年以前，蒋介石统治时期的CC派、蓝衣社、中统、军统，何尝没有这种双重职能在呢？ 您在书中指出：“宋代台谏得人，其选任制度的严格完善固然是不可忽略的原因，但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及其以天下社会为使命，以公道名节为砥砺的自觉意识的形成，更是必须重视的历史条件。”这是说士风在某种程度上比制度设计更重要吗？ 虞云国：打个比方说，就是皮和毛的关系，制度是皮，士大夫充任的台谏官就是毛。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我觉得还是很恰当的。也就是说，没有宋代台谏制度这个平台，宋代的分权制衡也就不能够有成功的表现。还可以进一步打个比喻，就是主人和皮衣的关系，如果把台谏制度比作一件漂亮皮衣的话，主人则是君主，如果君主很好地保养这件皮衣，这件皮衣会很光鲜、很保暖；反之，如果君主认为皮衣不好，弃之如敝屣，这件皮衣也就不会起作用了。我们还要注意大制度和小制度的关系。君主专制政体是大制度，宋代的台谏制度只是大制度下的小制度，也就是总体和局部的关系。如此一来，宋代台谏制度的最佳运作必须有三个要件：明君、贤相、真台谏。我们可以发现，两宋能够真正满足这些条件的大概就在仁宗朝，而仁宗朝台谏制度运作也确实最成功。两宋的士大夫，包括其风气，也不能一刀切。总体而论，两宋的士大夫风气还算是比较好的，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文天祥等堪为代表。但在具体的士风上也是有转变的，王安石变法之后，士风开始变化；到徽宗中晚期，再有一变；南宋高宗和秦桧专政时期，士风又有一个转向；到光、宁以后士风每况愈下。而在秦桧专政结束到孝宗时期，士风曾一度抬升。不难发现，宋代士风的变化推移与整个台谏制度运行的盛衰轨迹实际上是同步的。从根本上说，整体士风的振衰起落取决于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恶化，士风也就处于一种下滑的趋势；而只要君主能自觉认识到台谏系统的重要作用，不仅台谏制度，连同整个士风也会很快振作起来。这一点可以在宋代找到很多例子，秦桧死后，延续到孝宗朝，台谏有一次振作；韩侂胄倒台，台谏又一度振作；史弥远死后，台谏又恢复过正常。这就表明，总体说来，制度平台的关键作用还是不容忽视。这点与上面谈到的人治和法治也是密切相通的。记得1990年代在关于现代中国转型的讨论中，曾经有过“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的激辩，实际上也就是另一种人治和法治的关系。在我看来，两者都不能偏废。回到你的问题，制度设计是刚性的，而制度是需要人来执行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