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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与元代一体，尽管在制度建设上鼓吹继承唐宋，实际上承袭的却是元制。所以周良霄先生认为，在君臣等同主奴的名分上，尽管明代还有所讳饰而羞于承认，但君尊臣卑的差距却一仍元旧，甚至还超过了元代。朱元璋把《孟子》所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成胡诌，还动不动就廷杖朝臣，表明在君尊臣卑方面比元代更厉害。明太祖尽管是农民造反坐了龙庭，但在君权至上方面却绝对是身体力行者，这点上远远不如宋太祖。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归咎于皇帝个人品性，还要探寻更深层次的原因。 唐宋尤其是宋代台谏监察权的上升，与唐宋社会变迁后士绅权力的抬头大有关系。唐宋变迁以后，士大夫阶层开始崛起，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地方权益，也有地方分权的趋向，自然要求对传统的皇权有所制约。但士绅权力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自足生长的权力，它只能依附于皇权，通过皇权的认可来实现自身的诉求。所以宋代士大夫在君主官僚政体内占有绝对的权重，就是士绅权入朝的表现；而台谏言事权的加大和提升，也是这种权力的表征。在君主官僚体制的政治生态正常情况下，士绅权力可以借助台谏的监察权表达他们的意愿。在君主专制政体恶化情况下，士绅权力在这一政体中的代表人物也往往与君权同流合污，通过君权的认同或让渡来保护既得的权利。 反观唐宋转型后社会阶级关系，小农租佃制成为社会经济主体，社会阶级关系变得简单化，就是地主和农民的直接对立，此时的地主阶级就是所谓非身份地主阶级，其代表人物通过科举制进入君主专制政体，成为官僚士大夫群体。同时，中国传统的君权也完成了自身的转型和升级，它又摇身变为非身份地主阶级的权益代表者和保护者。在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对抗中，因为君主专制的强力控制，地方士绅权力始终没能争取到完整的自治权。在这种情况下，士绅只能转而向君权乞求保护，所以明清专制是收敛的、强化的，达到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最高峰，这与整个社会阶级的变化是有关的。明清监察制度为什么完全对皇帝负责，而不像宋代那样对君权也有一定的分权制衡趋势，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此。 近些年来，很多历史学者及爱好者对宋代的评价都很高，有不少人提出宋代已进入近代社会的说法。那么，宋代台谏制度所体现的权力制衡原则，与西方民主社会的三权分立有什么差别？ 虞云国：我们讲到宋代时，要注意宋代历史文化的复杂多面性，它的时间跨度长，地域差别也很大，要获取一个总体面相并不容易。不妨仍以台谏制度为例，既要将其条文规定和实际运作区分开来，也要把它在极盛时期和极衰时期区分开来。另外，宋代史料具有丰富性，同一个课题，往往正反两方面都能找到充分的史料，例如王安石变法，肯定的，否定的，都能找到大量的依据，台谏制度也是如此。所以对宋代的总体评价一定要谨慎。 我对宋代的总体评价还是比较高的，但落到宋朝历史的某些方面，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文化层面，两宋文化达到了高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也是超越前代的，但涉及政治史就比较复杂。一方面要肯定其政治制度，包括法令制度、监察制度，都有前所未见的完善和进步，肯定立国之初宋太祖创建的制度成为政治遗产影响着后代，但也要看到宋代政制与生俱来的负面影响，更要看到它在实际运作中的变异和走样，台谏制度也应该这么看。 现在确有历史学者和历史爱好者对宋代评价过高，宋史学界已有学者提醒注意这种偏差，呼吁不必过度美化赵宋王朝，对所谓“宋代顶峰论”表示质疑。在宋史学界之外，高估宋代的言论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历史爱好者，往往以点代面，以局部论全局，以个例作总论，是相当普遍的倾向。比如有人选了几个小故事，包括台谏的故事，就下全称判断，说宋朝不是专制王朝，还过分强调宋朝分权制衡成功的一面，而完全无视实际运作中的另一侧面。他们往往抓到一点就发议论、抒感慨，说宋代言论自由，思想开放，没有文字狱，其实我们刚才说到是有文字狱的。这实际上不是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读史杂感，似乎也不必与其过分较真。另一种是把对宋代的高评和当下的“中国模式”联系起来，既违背历史，又歪曲现实。比如有人鼓吹宋朝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已经超越了利益集团，而现代中国俨然在实现宋朝超越利益集团的政治理念，“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宋朝政治的核心理念。这就完全在歪曲历史、误导舆论了。即便以台谏系统的分权制衡而论，一方面应该适当地肯定，另一方面也不能背离君主专制政体的大背景，而将其极度美化。 宋代台谏系统与现代西方三权分立的制度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的三权分立是立法、行政、司法三者完全各自独立地行使权力，相互制衡，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负责而受制于另一方的状态。三权分立是一个稳定的三方制衡结构，即便西方有些国家是君主政体，比如英国、日本，但君主完全是虚君，并不凌驾于三权之上，君主不参与三权。宋代台谏系统的分权制衡，其任命和罢免最终是受制于君权的，甚至有时还受制于相权，而最终只是对君权负责。所以这种制衡，只有在君权和相权自觉接受制约的状态下，才能够正常发挥功能。关键还在于，君权是这一分权制衡结构唯一的主宰者和操控者，在君主不愿意时，他随时随地可以破坏分权制衡的格局。所以说宋代的制衡结构是不稳定的三角制衡，君权并不像某些历史爱好者和历史误导者所说的虚君制。 于是，我们的结论也很清楚，在宋代这种分权制衡的结构中，只要有一个既身处其中、又主宰其上的专制君权的存在，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君权专制与分权制衡的悖论，也就绝无可能由君主专制政体的母腹中成功地孕育和顺利地分娩出近代意义上真正分权制衡的权力结构来。 （实习生矫雯竹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