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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周朝建立后，周公鉴于商末重刑辟、滥杀无辜招致亡国的教训，提出“明德慎罚”的治国方略。明德旨在宣扬德治，以德化民；慎罚旨在谨慎用刑，做到“法致中和”。后世的德主刑辅、明刑弼教，都发源于周初的明德慎罚。除此之外，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周公还制定了礼乐政刑综合治国的方针。礼是尊卑上下的秩序，乐是与礼配合的艺术形式，政是建立政权机构，刑是制定法律。礼乐政刑的终极目的都在于“行治道，同民心”，这个方针带来了数百年的稳定统治。后世有道之君大都实行综合治国的方针。 唐朝建立以后，首要的政策是注重民生，为此在全国推行均田制，使百姓得到了土地，有了最基本的谋生手段。与此同时还实行租庸调法，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结果使得家给人足、社会和谐、国家富强。除此之外，唐太宗时期厉行法治，凡有违法犯罪者一断于法，形成了严肃的法治环境，贵族高官也不敢侵欺“细民”。在实行法治的同时，也注意以德化民，《唐律疏议》明确宣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著名的贞观之治，是和上述的政策措施分不开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尚书·五子之歌》曾提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您认为这体现古人一种怎样的理念？对于当今中国有何意义？ 《尚书·五子之歌》中提出了“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观点，表现了古人对于民的重视。为了实现民惟邦本的治国要略，开明政治家都把得民心放在首位。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有所谓“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周朝建立以后，思想家、政治家周公一再告诫他的兄弟子侄民心的重要，他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天畏非忱，民情大可见”，并且把民心与天命连接起来，借助天命渲染民心的重要性，又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周公的立论来看，他重民思想的核心在于重视民心，他的一切施政都归结为得民心。春秋时孔子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战国时期，管子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民而得天下，失民而失天下，得民而欲无王，不可得矣；失民虽欲保天下，亦不得矣。”“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他还提出了一个千古不朽的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为了获得民心，历代开明统治者在施政中注意利民、富民，所谓“爱民则安，富民则强”。 总括上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重心所在，也是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总结。为了巩固国本，历代实行了一系列重民、爱民、养民、富民、教民、使民等政策措施。尽管世移时易，但其中仍有超越时空的合理因素。这是古圣先贤遗留给其子孙的丰厚的遗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今天，我们需要中华民族同心合力、共同奋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