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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司法：善法良吏缺一不可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古代对于法律有所谓“善法”，您对于古之善法如何评价？制定善法与慎选良吏二者是否缺一不可？ 张晋藩：宋人王安石说，“行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行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说明善法对于治国的积极作用，但他并没有提出善法的标准。所谓善法应该是： 1.循变协时，与历史的进步潮流相适应；2.宽猛适度，符合中罚的标准；3.体现百姓生存、生产的利益要求；4.重以德化民，明刑弼教。需要指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封建社会以维护地主阶级利益为立法的着眼点，但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注意立善法黜恶法。只有行善法才能做到“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法律也需要良吏去执行，否则等同于废纸。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既注重制定善法，以使国家活动有章可循，同时也注重慎选良吏以执行，严惩违法失职的官吏，力求做到善法与良吏相结合。对此古人论述颇多。如唐德宗时期的白居易，面对中唐以后法纪败坏、奸吏迭出，发出了“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的慨叹。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没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一大批贤吏严于执法，《贞观律》也很难实施。 五四运动时期，共产主义先驱者李大钊有针对性地阐述了法治与人治的统一性，他说：“国之存也，存于法……国而一日离于法，则丧厥权威。”但“若惩人治之弊，而专任法律，与监法治之弊，而纯恃英雄，厥失维均，未易轩轾”。古今历史都雄辩地证明了，制定与社会发展相契合，而又公平、公正反映民众基本利益的法律，是关系国家兴衰命运的大事。可见，治法为本，治吏为用，本用结合，即是法与吏的统一。这是古人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这个结论对后世起着悠久的警世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彻底改变了无法可依的状态，但是司法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关键是缺少忠于职守的司法官员。古人关于慎选良吏执法经验，对于当前改进司法、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考课制度在我国是如何形成的？它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张晋藩：战国时期，官僚制度取代世卿制度，为了使君主任免的官吏尽职尽责，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以“上计”作为考课官吏的措施逐渐制度化。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政绩，包括户口统计、垦田与赋税数目、库藏数字、刑狱治安状况、灾变危害等等，要如实写在统计的簿册即所谓“计书”上。两汉对官吏的考绩，仍以上计为主，而且颁行了单行法规《上计律》。出土于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的《史律》也是专门的考察官吏的法律。按照汉制，郡国属县，“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