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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当代中国思潮？ 包弼德：我认为中国当代思潮非常吸引人，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南方谈话，到市场经济兴起和全球化所引发的关于人文精神的思考等，都有人关注。9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认真反思学术的意义，探讨学术的目的到底是影响社会和政治，还是“为学术而学术”，这也是很有意思的讨论。之后出现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辩论，关于如何寻找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关系的讨论，关于民族主义、新威权主义以及儒学传统的讨论等，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我尤其想说的是，中国政府现在明确表示，中国的未来应该建立在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上，这是一个很新的提法。即使在1978年，中国政府也还没有意识到，对于寻找中国的未来方向而言，了解中国的过去有多么重要。现在，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解释这两者的关系。过去对于未来是一种肯定关系吗？也就是说，中国的未来可以依托历史而发展吗？我非常期待听到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我知道现在也有很多关于所谓“儒教复兴”的讨论。许多学者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有些学者则认为，未来的儒学思想虽然不一定和过去的思想一致，但还是应该有一定的传承关系。我是同意前者的。中国学者如何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最终决定怎么做，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科研让位于学生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副教务长，您的工作主要有哪些？ 包弼德：在学校，主要有三个小组负责向我汇报。一个是哈佛大型在线公开课，这个组有40个左右的全职人员、70个左右兼职人员。另一个是数据分析小组，主要研究如何提供更好的教学，包括课堂和在线教育两个方面。这个组的成员有10人左右，他们是数据科学家，用不同的方案来测试，以寻求更好的教学方法。第三个小组是哈佛教学方案策划组（HILT），其成员通过集合和比较不同院系的专长，为全校提供教学方案。因为哈佛大学有一半是本科生，所以为他们设计更好的教学方案也是我们的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做这些工作需要进行跨部门协调吗？ 包弼德：是的，我需要协调不同院系。在哈佛，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独立的财政资源，由于这种独立的传统，我们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去协调。但是对于某些情况，独立基础之上的合作反而会更有效。当人们认为有些目标值得去合作争取，协调就不会很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个教授，需要讲课，还要做自己的研究，同时还是学校的副教务长，您会不会太忙？如何平衡这几个角色？ 包弼德：努力工作。学生排第一，因为学生是未来，特别是博士研究生们，他们的研究关乎下一代的学术发展，所以，帮助他们进行研究排在首位。其次是教学，教授本科生中国历史知识很重要。我的研究也重要，但行政管理工作是我的责任。相比较之下，我自己的研究工作要作些牺牲。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的一年，您有什么计划？ 包弼德：首先要努力为哈佛大型在线公开课增加新的课程。数据研究组现在由很有才干的人负责，进展顺利。我个人准备完成一本关于中国地方文化历史变迁的书，以浙江金华为案例，探讨地方社会变迁对国家层面文化形成的影响。另外，我也在计划写一本关于中国15世纪下半叶思想发展趋势的书。 中国社会科学报驻波士顿记者 冯黛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