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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您在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有着多方面创新，并且为“安阳殷墟”、“丝绸之路”、“中国大运河”等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作出了积极贡献。您如何看待一些遗址在“后申遗时代”面对保护和开发博弈的情况？ 刘庆柱：保护和开发的矛盾是全世界的问题，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这对矛盾在中国显得尤为突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加入世界遗产组织，几十年来，世界遗产事业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现在中国各地已经形成了“申遗热”。 各地在“申遗”的时候特别积极，特别是当地政府，有些人实际上把它当作一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活动，以“申遗”为名，行开发旅游之实，招揽游客。当然，促进旅游业发展无可厚非，因为有“世界遗产”这个牌子，游客肯定多了，旅游收入也会增加。但是，“申遗”的初衷应该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而不是为了给文化遗产“涂脂抹粉”、“整旧如新”，甚至在文化遗产本体上“画蛇添足”。 最早做“申遗”的时候，我们绝大部分的工作是在拆，把周边影响文化遗产本体的东西拆掉，大量的经费用在拆上。文化遗产本体与周围环境，至少在大外观上要协调一致。但是有的地方申遗成功后，又开始弄出新的违规建筑，有的为了招揽旅客，搞了破坏风貌的设施。比如一些世界文化遗产单位进行索道建设，索道不是不能装，但是不能影响整体环境。文化遗产的附属建设必须以保护文化遗产为前提。 文汇报：现在以“遗址公园”为名的建设项目不少，您支持根据文献和考古情况对一些遗址进行原址重建吗？ 刘庆柱：这不行，不能在遗址之上修建没有充足科学依据的“复原建筑”，那样会造成对文化遗产的“误读”。遗址公园的重点不是在于“公园”，是在于“遗址”，就是把遗址区和它相邻的重点保护区、遗产保护区、控制地带等通过规划予以保护，保护遗址本身也是保护人类考古科学研究的资源。 我不主张原址复原。像唐代大明宫遗址发掘之后，考古学家可以了解遗址基本平面结构，如房屋、门道、柱网分布等等。但是具体的门什么样、房顶什么样，我们曾经请建筑历史学家去复原，10个人做出来10个样子，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是对的，也可能一个都不对。土木结构建筑成为遗址之后，基址之上的建筑遗存大多不复存在，因此人们很难知晓宫殿、房屋建筑遗址屋顶等形制，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赞成搞古代宫殿遗址复原，这在世界考古学界应该形成了基本共识。要搞复原也可以，但不能在原址之上，要在其他地方。古代建筑遗址展示，可以在原遗址之上垫50公分厚的的隔离土层，再在上头按原来挖出来的尺寸做个同样比例的遗址复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