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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都城和陵墓中找寻中华民族的根 文汇报：请问这些年考察、了解的国内外考古项目，给了您哪些新的启示？ 刘庆柱：考古和收藏不一样，收藏一般是收藏器物，而且对于器物的品相看得十分重，它们甚至决定收藏品的贵重程度。考古是科学研究，是利用考古发现资料研究历史、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探索、研究中国人、中国的历史至关重要。因为这是通过考古学来“寻根”，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国5000多年悠久、不断裂文明史的历史文化基因，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科学基础。 为什么叫中国？中是相对四方而言的。中古或者说秦汉以后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好像都是野蛮民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最早中国人认为中国是由“中”（即“中原”、“华”）与“诸夏”组成的，因此也称“华夏”，“华”可以理解为“中”，“夏”就是周围。中国古代的国王、皇帝“择中建都”，都城建在“中原”，但是这些国王、皇帝，大多不见得就是中原人，比如秦始皇是陕西的、刘邦是徐州的、李世民是陇西的，但是不论来自“诸夏”何地，他们都认同中国。中古以后，中国的“中”之理念有所改变，女真人从黑龙江的金上京迁都至北京，营建了金中都，其理由是作为中国北方族群的女真、蒙古等族群，他们认为北京建都就是“择中建都”，他们同样继承着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传统。 文汇报：现在有哪些遗存特别能反映我们延续不断的文明，或者说我们的文化基因？ 刘庆柱：考古学是一个实证学科，要找证据，找物化载体。我认为这个载体就表现为国家的都城、帝王的陵墓以及文字、金属器、礼制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文化、社会主导文化，维系着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进程。变的是时空，不变的是国家的认同，中华文明由此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长达5000年的不断裂的文明历史。 从考古学来说，国家文化的载体是都邑、都城。都城是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是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都城是国家历史的缩影。《吕氏春秋》说“陵墓若都邑”，因此帝王陵墓是帝王都城的缩影，由此构成了中国的都城与帝陵的二元文化。古人常说有阴阳二界，我们要了解、研究帝王陵墓，它是活化石。我们应该从都城和陵墓两方面来探讨中国古代国家认同的物化载体。 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由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组成，王国时代二者共存，形成国家的“二元政治”。进入帝国时代，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国家就变成以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了。这从都城布局形制可以一目了然：王国时代，都城的宫城之中，宫殿与宗庙东西并列分布。帝国时代，宗庙被安置在宫城之外、都城之中，宗庙与社稷分别安置在宫城之外的东西两侧，形成了大朝正殿居中的“左祖右社”格局。大朝正殿被置于宫城中央，形成其在都城的“居高”、“居前”、“居中”的特点。从北魏洛阳城开始形成都城的中轴线，使大朝正殿、都城中轴线所反映的“国家至上”文化达到极致。我们现在看故宫，太和殿就是皇帝的大朝正殿，这个殿前头不允许有任何宫殿之类建筑，皇帝大朝正殿之前只能有门，太和殿之前就是分别为太和门、午门、端门、天安门、正阳门、永定门。这套制度不是清代自己发明的，是从汉唐以来历代王朝都城所沿袭使用的，而且无论中国古代哪个民族的人当了皇帝，这套制度都基本不变。故宫延续的是明皇宫，明皇宫延续的是元大都，元大都是延续的金中都、金中都延续的宋开封城、隋唐长安城、北魏洛阳城。北魏洛阳城又是在曹魏洛阳城上建的。至于都城城门“一门三道”制度，我们从明清北京城可以上溯至西汉长安城，再追溯其历史可以到夏代都城二里头遗址，它的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的院落南门就是“一门三道”格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