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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所方针各异 李、翁二人分别长期担任中国两个最重要地质学术机构的主持者。在他们的经历中不仅仅有这些相同与相交,由于性格、背景以及所处位置的不同,二人又明显地显现出极大的差异和各自鲜明的特色。 正如樊文所言:“在中国现代地质学整体发展的历程中,相对于地方的多数地质调查机关而言,地质调查所处于宗主地位;相对整个中国的地质学界(含研究、教育、调查和学术团体)而言,地质调查所处于核心地位。”这种学术地位的形成可能有多种原因,当然与翁文灏的办所方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翁文灏虽然是个理论地质学家,但他非常强调地质科学的应用性。他认为,科学就要像大海上的航标灯,要照得人类安全方见得它的益处,主张地质科学研究要注重国家矿产资源的调查。他的理由是:“立国于世界,自己要有力量。”中国之所以受列强欺辱,就是因为国家没有实力,而国家实力的源泉“一靠人,二靠地。人要尽其力,地要尽其利,以人的力量去开发地的资源,而后国家始可发生力量”。 许多人都听说过,李四光一向对中国的石油问题非常重视,1928年就发表《燃料的问题》一文,驳斥“中国贫油论”,提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⑦]但是很少人知道,在中国地质学界,最早从事石油地质矿产调查的是翁文灏和他主持的地质调查所。翁文灏1919年出版《中国矿产志略》一书,从地质、地史的角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全国各种矿藏的矿床地质成因及出产情况,其中还特别提出陆相生油的问题。他认为:“侏罗纪之后,中国陆地业已巩固,所有内湖、浅海,亦复蒸发干涸,而膏盐、油矿,亦于是焉成。”[⑧]同时提出:陕西侏罗纪地层中含有石油,分布在渭北、河西一带,向西一直延伸到新疆。南方中生界分布极广,最有价值的是四川煤层之上的石油。可以说翁文灏是最早涉足陆相生油理论的中国地质学家。 在他主持下,地质调查所相当大部分的科研力量都放在国家矿产资源的调查工作上。仅就石油而言,1921年他在与丁文江合编《中国矿业纪要》中,对中国石油矿产充满希望,认为“石油固自不失为中国有希望之矿产”。同年,他派谢家荣专门赴甘肃玉门调查石油地质。谢家荣所作《甘肃玉门油矿报告》,提出玉门附近为一背斜层,属于疏松砂岩,能蕴蓄石油,具有开发价值。这也是近代中国地质学家对玉门石油地质最早的调查。地质调查所后来又派王竹泉等赴陕北从事石油地质调查勘探;派孙健初赴玉门调查并发现具有工业开发价值的玉门油矿。孙健初等地质调查所的科学家们,在玉门油矿的开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地质调查所通过社会募捐成立了燃料研究室,专门从事各种燃料之化学及物理的试验及研究。抗战时期,这个研究室成为玉门石油冶炼厂的班底,研究室的金开英等人成为中国石油冶炼工业的创始者。 李四光当然也非常重视实地调查,认为“野外调查是研究地质之张本”。不过,李更重视地质学基础工作和理论研究。他提出,中央研究院地质所的学术方向:“应特别注重讨论地质学上之重要理论,……目的在解决地质学上之专门问题,而不以获得及鉴别资料为满足。”[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