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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翁文灏在政治上的选择则几乎完全依赖于对蒋个人的感恩和信任。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原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面临更艰巨的考验:生存,还是死亡?面对危机,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考虑甚至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翁文灏也开始与胡适等人于1932年5月创办《独立评论》,发表对时局的见解,主张加快国家工业化建设,以增强抵御外侮的实力。虽也继续以地质学家的身份从事中国地质矿产资源的调查,但他越来越觉得“不能再守住我的本位继续作研究工作,眼看中国沦亡而不去救”。 走出书斋,从事政治特别是国家建设工作,对翁文灏来说不过是为国家尽国民义务的一种方式。“武康车祸”更使翁对蒋有了一种救命之恩的感戴。此后,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长、战时生产局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职务的一路升迁,又不免套上了中国读书人知遇之恩,知恩图报的枷板,愈发地不能自拔了。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鼎革之际,正是二人甲子之年,翁文灏由人生最高峰,一步直接跌落悬崖,而李四光的人生方渐入佳境。 1951年初翁以戴罪之身回到祖国之时,李四光已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的最高领导者,进而成为“我国科技界的一面旗帜”。当1951年中国地质学界的另一位元老章鸿钊去世之时,翁文灏尚在面壁反省自己的“罪行”,他当然没有机会听到李四光发表“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是章先生”的讲话。西方舆论对翁文灏的回国颇感震惊,甚到风传他已经带领着地质考察队赴西藏寻找铀矿资源去了,尽管翁本人也曾着手翻译了国外有关石油地质的专著,但他最终也没能重回“换了人间”的地质学界。当然,这对翁本人而言或许并非不是一件好事,而他留在地质界的得意门生们,如谢家荣、李春昱(地质调查所所长)、高平(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都没有逃过“右派”的命运。 20年后的1971年,翁李这两颗轨迹不同但都曾辉煌耀目的中国地质之星先后殒落。仰望天边那远逝的轨迹,不能不让我们思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不同的意识,不同的命运,都折射着近代中国的命运,隐匿着历史变迁的密码。 (李学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