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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选择殊途 李翁之间最大的差异当然不是科学方面的,决定他们后来社会评价迥然的原因,应该是基于二人在政治(特别是对蒋介石的)态度和政治选择方面的不同。 如前所述,李四光革命资历深厚,非一般人可比。据袁复礼回忆,1925年孙中山病逝北京之时,李四光是参加抬棺送灵者之一。在国民党内外,他也有不少的人脉和资源。对现实政治,李四光也有相当的热情和参与,并非完全超然于世外。他在政治上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一个坚定的反蒋派,而且与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也有各种形式的联系或合作。 如,据年谱作者云,李四光与汪精卫早年在日本、后来在南京“有过几次见面之交,并知道蒋汪之间有矛盾”。[15]大约是1935年,李四光在写与胡适函中说:“提起精卫先生辞职事,真是一本廿四史从何说起。照最近的趋势看来,他的行政院长再也不能干下去,不过我们总想想出一种方法,不要使他辞职而酿成无政府,至少也要做出一个假政府,支持到国联大会。现在有若干人正奔走此事,不久你必有所闻。”[16]七七事变爆发后,正在庐山的李四光立即拜访了汪精卫。据说是直谏抗战问题,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回来后李四光十分气愤地对人说:“此人可杀。”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他也甚是反感,尽管被首批邀请参加庐山谈话会,身在庐山的李四光却坚决拒绝与会。[17] 全面抗战爆发后,政府机关及各文化教育机构均被迫内迁,李四光的地质研究所抗命拒绝迁往重庆,而选择了“离蒋介石远一点”,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矛盾”的桂系主持下的广西。(后因西南战事吃紧,地质研究所于1944年底迁到重庆沙坪坝。)李宗仁对李四光这样一位不与蒋介石合作的科学家来到桂林表示极为关注,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立即聘李四光为广西建设研究会经济部研究员。广西建设研究会名义上是“为适应对日抗战时期,从事于广西省建设研究之需要”,实际上“它是一个以反蒋为主要目的的政治组织”。[18] 抗战期间,他还曾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两次秘密会见。[19]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治病期间,李四光又曾派人找到中共代表董必武,提出愿去西北或解放区做点工作。董的答复是:“找妥善住处,暂避战乱,后会有期。”[20] 1940年3月,中央研究院第五次评议会在重庆开会。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出面宴请与会的科学家们,李四光也拒绝出席。蒋介石席间询问:“李四光先生怎么没来?”还是翁文灏以感冒发烧为词,为他打了圆场。[21] 1941年8月,钱昌照“秘密通知”李四光(据钱后来说,他是从李济深处得知):蒋介石要抓他。李四光“知道自己一直与蒋介石作对,迟早是要被他暗算的”,不得不将全家由桂林迁到距良丰不远的乡下“隐避”。[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