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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术机构的领导与管理,李翁二人的理念与也不尽相同。丁文江、杨钟健等多位地质调查所科学家们的记述中都提到,翁文灏是个事必躬亲的所长,“对所内各事必详细过问,指导一切”。[⑩]相对而言,李四光则表现的比较超然,或可从他致胡适的信中见其端倪。抗战胜利后,胡适接掌北大,李四光曾有一函致胡,对“如何能保障你自己健康,同时还能保障学校健康”问题,提出建议:“这个问题是不是不要把校长做成一个管理学校的长,然要做成公认为学术思想的长者,是不是与这一层有关系?”[11]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科研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李四光所采取的应对之策是:一把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分别借给有关学校、机关,如朱森、叶良辅等好几位研究员都去了大学当教授;二是与一些省的建设厅合作,将研究人员派去各省从事矿产调查,调查费由合作单位负担;三是依靠广西省政府的支持。[12]虽然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不得不采取的对策,但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固然是弥补了科研经费不足的问题,使研究所得以维持;另一方面也使得科研人员星散,难以体现研究所整体实力、形成综合效益。 翁文灏主持下的地质调查所则采取了迥然不同的应对办法。虽然他此时已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1938年又出任经济部长,但对地质调查所并没有完全放手,一方面安排副所长黄汲清代行所长职务,一方面先后两次发表《告地质调查所同人书》,对地质调查所在战争时期的工作方向提出指导性要求。翁认为,“国步艰难之日,更是我辈深刻策励之时”。他不仅要求同人“决不做敌国的顺民,亦必不加入任何附敌的组织。科学的真理无国界,但科学人才、科学材料、科学工作的地方,都是有国界的。我们万不应托名科学而弃了国家。”[13]更要求大家,在此抗战非常时期“正应夙夜黾历,自为督责,更复互相督责以无负于国家”。同时更具体要求:根据战时国家急需开发工矿业以增强抗战实力的形势,“酌量集中工作于应用方面”,“对于目前急需开发之矿产,注重实际需要之条件,从速详确调查,编成图说”。对于已有调查但因求科学研究完整还尚未写出报告的,“为急求应用起见,自应将关于矿产部分之地质以及矿床质量提先编纂,俾利参阅”。[14]即使后来辞去了所长职务,但因地质调查所属于经济部直辖机构,他依然对所务经常直接过问。 正是由于针对国家战时需要,科学工作重心更多地转向实际矿产调查,地质调查所的科学工作不仅没有荒芜萎缩,而且得到极大地扩充和发展,各种项目应接不暇,科研队伍不断扩大,甚至还在兰州办了西北分所。甘肃玉门油矿的开发、新疆独山子油矿的接收、大后方众多煤矿的开采、四川攀枝花铁矿和云南昆阳磷矿的发现等等,都有地质调查所科学家的身影。当然纯粹的科学工作也并没有停顿,杨钟健云南禄丰恐龙化石的发现和研究即是一例。这也是杨钟健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时被列入的重要科研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