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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们的父母之邦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各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或历史演变等确不尽同，而正是这种丰富性与多元化使统一和谐的祖国更富于生机、美感。但如有论者一厢情愿地将其中之一抬高到凌驾于中华历史、游离于本土之外的子虚“他国” ，则未免强人所难。须知身临其时的清朝帝王们多未忘记自家承受册封、发迹辽东、乘乱逐鹿、问鼎改朝等前后履历，并且对汉文化也毫不隔膜，无所谓彼此“分殊”；换言之，他们中只要不是自主意识丧失一空的低能儿，又何曾有过自外于中华民族的言论？ 从清帝先后追尊崇祯庙号并为修建帝陵等姿态，可见其无意抹掉前朝痕迹，也未尝独彰“满洲意识”。 乾隆《登舟》诗云：“一日之间遇李杜，千秋以上接精神。”表现出作者着意承接前贤精神的主观愿望，俨然悠悠中华文化的虔诚传人。怎奈其诗大都意境平平，是不能也，非不为也——通常趣味卑卑者纵有帝王将相之尊也难达深邃高远之境。难为他到处题咏，毕竟精神可嘉。 雍正《大义觉迷录》则联系现实语更直白：“今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断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按胤祯之大兴文字狱及其蹈袭历代阴鸷骄主昌顺亡逆、株连无辜等行径是一回事，而在大势所趋下不得不主张“华夷一家”则又是另一回事。这种现身说法式材料至少表明当事人并无使满洲异化为“他国”之意，起码能从一个方面证实“新清史”命题是悖乎当时情势的不经之谈。 还有一些来自民间的语言文化现象也反映出民族和睦的发展历史。暑假前钟焓先生讲学（人大清史研究所主持）时结合通古斯——含满族、赫哲族、鄂伦斯族等——语言考证，原指狭义满族人的专用名词后来也同样用以称代汉人。这是由于耕地扩大、人口增殖后民间交往日多，即使在“龙兴重地”（姑借用乾隆《盛京通志》语）东北，满汉之别也日渐淡化。另外，当时学汉语的满人也逐渐增多，兼通满汉语言者还常将汉语文学著作译成满文在东北广为流传。可知当年族别确乎无碍于满汉百姓的广泛交流与日益融合。 今人倘不联系昔日世况民情去考察社会性质，而只盯住某些不具有普遍性的异行豪举便用自以为时髦的理论模式去强行对号，势必名实难符——不是胶柱鼓瑟，便是张冠李戴。欧先生等将清朝指为“他国” 不幸正陷入这一误区。 欧氏这次还谈到王钟翰先生对自已“影响大”、“也曾在哈佛读书” 云云。笔者虽与王老缘吝一面，却知他当年就读哈佛时不惮与洋导师观点相左也要坚持求证必实的治学原则，宁可与本该获得的洋学位交臂失之也决不违心屈从。 欧先生既然推崇王老，理当切实继承他考证严谨、推论合理的笃实学风。这就须要多读点涉及彼时彼地人事的文字，有的关联明显，有的婉曲相通，或急应所需，或蓄以备用，总之都不偏废为好。既要深入具体内容以辨优劣真伪，便无须预断其是否“以某某为中心”。只有不画地为牢，才能全面“披沙拣金”，以求像博学前辈那样处处打得通，条条立得住。反之，若无丰富的材料与确凿的证据，则“历史的观点”又从何而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