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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征服民族的特性” 辨异之一 ——“巡游”盛事的背后 “新清史” 学派为将殖民性质附会于清代，不惜刻意渲染“满汉分殊”，人为地强化“满洲意识”。这次欧先生又代表该学派重申：“这派认为：满洲人的统治能够获得相当大的成功并不仅仅因为汉化，而且因为他们保持了一个征服民族的特性。”尽管偏句中添了“仅仅” 二字似不像某些部属那样把话说满，但重后的修辞特征不啻提醒大家：重点还在正句中的“征服民族的特性” 。 或许限于访谈时间，他强调“征服民族的特性” 时语焉不详，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其代表作《关于“新清史” 的几个问题》以窥一斑。且看文中如何阐释清朝统诒者“不同于中国的先例”： “传统的中国皇帝并不狩猎，至少有几个世纪，围猎并未纳入宫廷仪式之中。典型的中国皇帝不会说外语，中国皇帝只判秋审，而不裁判摔跤或射箭比赛，也不会亲征到沙漠（最后一次远征在1449年土木堡之变中惨败），他少有巡游全国的习惯，在良民面前露面，他身边没有异域的博学之士，中国皇帝不会将自己置于喇嘛教密宗大师的监护下，去学习神秘的佛法，更不可能在宫中从事萨满教的活动。” 以下还说到“达赖喇嘛和清帝之间建立在宗教领袖、宗教庇护者之间的理念之上的关系”——“正如当时文献和图像所示，这两者分别是观世音菩萨和文殊菩萨的化身，乾隆皇帝尤其注重这种形象的建立”，（ 他）“受到丁密宗的启蒙，每天都在学习和默念”等等，不一而足。 令人纳罕的是，欧先生所举种种“不同于中国的先例”并不是从民俗学等角度去研讨，而是为了肯定清帝“获得相当大的成功”是因为保持了这些“征服民族的特性”；或者说，“清代在前二百多年的统治是非常成功的”是诸如此类的“满族因素”或“满汉分殊”使然。 《资治通鉴》载唐太宗曾自省“居位以来不善多矣”， 内含“犬马鹰隼无远不至，行游四方供顿烦劳”（卷一九八《太宗纪》）。前者指狩猎场面大，后者言巡游地方广。而欧先生则将“围猎”纳入宫廷仪式 及“巡游全国”等看作统治“非常成功”的“征服民族的特性” ——彼此所见迥异，究竟孰是孰非？ 又，《新唐书》录唐太宗语云：“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替’，犹衰亡之意，见《说文》：‘替，废也。’）；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我们不妨按此箴言聊借欧文提名的乾隆为鉴以明得失。又因此老“巡游” 最具规模且迟暮仍乐此不疲，故先从这一显著“特性”切入。 这位自称“十全老人” 的弘历先生，总爱打着察民风、访遗才一类幌子巡游，并惯于明示“力戒浮华”，预告各地“唯奢靡之是戒”。而其作派却大相径庭，每到一处，珍宝古玩、盛筵女乐一例受之不拒。据《啸亭续录》记述，一次驾临直隶怀柔县，巨富郝家供奉“上方水陆珍错百余品，王公近侍及舆台奴隶皆供食馔，一日餐费至十余万”。 如此挥霍并非绝无仅有，其六巡江南大都有两三千人随行，沿途耗资邀宠的官绅竞相比阔斗富。不过也有“良民”不以为然，如《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当时便自“企脚高卧向栩床”而不去陪“做热闹事”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