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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征服民族的特性” 辨异之二 ——政理清浊与武功文治面面观 大凡不知珍惜民脂民膏的独乐之夫，很难明辨清浊、任人唯贤。康、乾等人自不例外。 试看乾隆倚重的亲信和珅掌权二十余年，贪赃枉法，积财如山——嘉庆时抄没其家产合银十亿两之多，超过乾隆时期军费的十倍。上行下效，渫吏纵横。如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便曾吞占巨额赈荒银，除他之外，其余贪污二万两以上官吏共达二十二人。各地大同小异，一遇旱涝灾民只好卖儿鬻女，四处流浪。“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卖一身，茫茫即长路……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雨”——郑板桥这首长诗《逃荒行》作于乾隆年间移任潍县途中。作者实书所见，凄声苦韵，读之令人酸鼻。 “府库空虚于上” 致使“百姓贫饿于下”，豪强巨奸因得以渔利。从康熙末年开始，土地兼并日剧，据《皇朝经世文编》记录：乾隆年间“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部分一度小康的满族人家也难幸免。南方亦然，顾炎武《日知录》谓吴中“为人佃作者十九（十分之九）”。加之上述荒政多弊，黎民苦难更如雪上添霜。 乾隆自诩“十全武功” 虽过甚其辞，但在平定准噶尔部等战事中的确功不可没。然而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他治军不严，对将帅贪、冒、欺、瞒等劣迹或失察或纵容，导致军纪军风败坏，地有所得而德有所失。这后遗症在列强入侵时危害尤烈。揆之琦善、奕山等辈在鸦片战争中私订条约、谎报战绩，岂偶然哉？ 与六巡江南一样，乾隆的昧于察人及政理失修等也与康熙一脉相承。盖玄烨在位时即已风纪不振，朝臣结党营私，地方官吏贪酷。其宠臣明珠任兵郎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时炙手可热，专权纳贿，后虽被弹劾革去大学士，却仍为内大臣，可见康熙之姑息养奸。至于他执政数十年间情知曹寅等挪欠巨额帑银也不查处，则更是当时顺理成章的事。 庙堂昏昏，下吏焉能昭昭？康熙五十一年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下刑部监狱，所作《狱中杂记》是其见闻感受的实录。较之“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江南，刑部狱离康熙可谓近在咫尺，他却毫无巡视兴致而一任群小胡为。从主司正、副郎官到“书吏、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以图中饱，甚至“奸民久于狱”也与部中老胥及狱卒之流勾结谋利，其分赃银两远过一般善务正业者所得。“山阴李姓以杀人系狱，每岁致数百金” 。 文中平地风波的冤狱、摧心夺魂的非刑以及花样百出的舞弊手段、草菅人命的无法无天……都使人朕想到同作于康熙年间的《聊斋志异》里类似的情景。其中《席方平》揭示的奇冤惨状尤与方苞笔下神似，按“席念阴曹之昧暗尤甚于阳间，奈无路可达帝听”一类妙语，殆亦春秋笔法耳。其托名灌口二郎“援笔立判”之词则恰似人间地狱的写照：“妇子之皮骨皆空”、“蝼蚁之微生可悯”、“金尘覆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 同书《梦狼》篇内，异史氏（蒲松龄）更直书心声：“窃叹天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皆是也！” 在文字狱肆行的清代，方苞、蒲松龄这类文字（包括郑燮《逃荒行》等砭时之作）之所以能安然传世，是因为赃官黠吏之徇私枉法、苦主冤民之哭诉无门，上下都已见惯不惊。而这也正是康、乾时期及续承其敝的嘉庆年间南北各族（含苗族、彝族、回族、撒拉族等）义旗纷举、抗争不绝的主要缘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