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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不知是出于自身的异域情结或下意识的优越感，欧先生在赞赏“满洲人的统治能够获得相当大的成功”时也没忘记以此为“特性”说事：“典型的中国皇帝不会说外语”，“他身边没有异域的博学之士”。 如此轻抑其他前人以扬“满洲人”，是否有谬托知已之嫌呢？恐怕清帝之略悉前事或知此中甘苦者都不会首肯，如果他们地下有知的话。 其实早在清代之前便有不少来华学习、旅游或定居的外邦人士，其中不少人都曾在中外交流中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至于他们当时是否在皇帝“身边”则无关宏旨，关键是看其言行著述是否有利于彼此间的互动互利。而清帝身边虽然有“异域的博学之士”，却没见他们拿出真正切中时弊、造福中国的良方，以使被辅佐者“获得相当大的成功”——尤其是在危难之秋更靠不住。 譬如与清室过从甚密的李提摩太（曾受赐头品顶戴）一度也有过一些善举，但终归露出欲取先与的本相，直言不讳其殖民立场，所谓“给予某一外国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绝对权力”，“由该国的代表控制中国的铁路、矿山、工业等各个部门”等等，这难道真有助于清朝统治者获得“成功”？好在他没能如愿以偿，否则国民又要面临另一场灾难。 综观欧文所述“不同于中国的先例”的“特性”，大都不足为训。估计凡有史识者均不难辨析内中牵涉的是是非非——有的不单单是与所谓“相当大的成功”不搭界，并且连“小慧”都谈不上，只能算是误国误民的陋习逆施。因而我们从中透视到的优势很少，而多是久伏的隐患与其自身难除的积弊，也见得道光与那拉氏集团先后签订的一系列害民条约乃其恶性发展之势所必至。所幸武昌首义的枪声响得及时，使这个内外腐彻的政权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否则赖以苟延残喘的割地赔款或其他丧权勾当不知还要做到何等地步。 众多关于清朝覆灭的思考中，最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张问欧答的海外奇谈：“为什么清朝会灭亡呢？主要是因为一个正在转变的历史环境里，它没有能够说服大多数人来支持其统治。”欧先生如此淡化腐朽暴政与众怒群情的尖锐矛盾，未免将以往“那些中国的故事”想得太时髦了——期期以为不可也。 （作者系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