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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前期的学术生涯中，王国维沉浸于西方哲学，专心于学术思辨，用西方的哲学思想来阐释中国文化，强调学术独立，并能比较理性地看待中西学之间的差异和各自的不足，进而提出“学无中西”的观点。辛亥革命后，由于时局的变化，王国维的学术取向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学术领域由哲学和文学转向古史研究；与西学基本绝缘，对西学的认识有了重要的改变；不再把学术与政治截然分开，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特别是他还在学术研究中寄托着自己的政治意向，希望用传统的德治来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这种政治倾向在同时代的学人中是一种带有群体性的现象。 关 键 词：学术取向/中西学比较/经世致用/德治 作者简介：陈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国维是一个在学术上多有建树的大学者，与清末民国初年那些学者兼活动家有所不同，他一直居于政治风云的边缘，即使在后期他入直溥仪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也还是如此。然而身处近代中国这一社会急剧转型的年代，即使像王国维这样一个曾试图远离政治风云的学者也无法脱身于世变的涡流。①本文想就王国维在前后期的政治立场及其学术取向之间的关系作一个概要的论说。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前期和后期是以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为界标的，前期从王国维1902年开始有了比较多的著译工作，并“决计从事于哲学的研究”至1911年；后期则是从1912年民国建立至王国维去世。这种划分并非纯粹学术意义上的，而是为了说明时局变化促使王国维政治立场的改变，并由此导致他在学术上的一些变化。 其实，王国维前期的学术生涯与西学的关系密切，而这种特征关键在于此时正处于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之际，西学大行其道，随着传统的科举制度瓦解，旧知识的实际社会功用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与此同时，新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新学制也在积极的酝酿之中，因此，西学知识是这时每个青年学子都要面对的新问题。更进一步说，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后，新职业随着新知识的不断涌现，以个人的发展来说，不掌握新学知识将会在走上社会时遇到困难。 如果说从政治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时的社会舆论更多把西学或者说新学看作是救国的重要途径。在越来越多人的眼里，掌握西学可以促使王朝的延续，或者说可以使国家在倍受屈辱的情形下获得复兴的机会。因此西学的传播与王朝的利益，甚至与国家的命运完全联系了起来。于是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以及此后邹容、陈天华、章太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前赴后继，他们借鉴外来经验或试图为传统体制注入新的活力，或主张改弦更张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甚至作为统治者的清政府自身也把眼光投射到域外，以寻求转危为安的良药。即使这时的统治者内部在相关的问题上仍然有着十分激烈的争论，但是这种趋势在当时却是无法逆转的。 面对近代以来国家和民族的危局，王国维也曾表现出过强烈的担忧及愤懑的情绪，但稍后，他却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开始与政治有所隔膜。尽管在那种大背景下，他也认为西学是有益之学，这与当时的整个社会语境基本一致，可与众人不同，他所关注的重点却在学术的本体。他曾在检讨中学自身的不足时指出：“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夫……”②并认为这是我国学术尚未达到自觉的重要表征。在他看来学术需要理论的追求，需要去思辨，这与他当时正埋头钻研西方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世上最神圣、最尊贵的学科就是哲学与美术，但它们不一定能满足当世的一时所需，它们的作用显现在长时期对人类的知识与情感的提升与慰藉中，他就此发表评论说： 世人喜言功用，吾姑以其功用言之。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后者政治家及实业家之所供给；前者之慰藉满足，非求诸哲学及美术不可。就其所贡献于人之事业言之，其性质之贵贱，固以殊矣。至就其功效之所及言之，则哲学家与美术家之事业，虽千载以下，四海以外，苟其所发明之真理与其所表之之记号之尚存，则人类之知识感情由此而得其满足慰藉者，曾无以异于昔；而政治家及实业家之事业，其及于五世十世者稀矣。此又久暂之别也。然则人而无所贡献于哲学、美术，斯亦已耳；苟为真正之哲学家、美术家，又何慊乎政治家！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