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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以后，王国维的政治敏感性大为增强，一改前期对现实政治有所间离的状态，似乎成为一个“政治评论家”。因为清王朝的覆亡，原有秩序的被打破触动了他内心的政治、文化底线。他的政治立场在此后留存下来的相当数量的诗文、书信中清晰地凸显出来。1912年他为日本友人、著名汉学家狩野直喜赴欧洲写了一首饯行诗，其中写道：“谈深相与话兴衰，回首神州剧可哀。汉土由来贵忠节，至今文谢安在哉。”(11)诗中所提到的“文谢”指的是文天祥和谢翱，他感叹为什么没有像文天祥、谢翱这样的人来为清王朝尽忠尽节呢！王国维用他的诗句表达了他对传统体制的怀念，同时也显现出他鲜明的政治倾向。这种思想表达一直影响着他后来的言行。此后，王国维始终密切地关注着国内重大的政治事变，无论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还是军阀、政客间的明争暗斗，他都密切关注，并予以评论。这时他对政治与时局的关注和评说并非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议论，这其中还寄托着恢复原有体制的政治愿望，这可以从他对张勋复辟寄予厚望这一点清楚地看到。后来他入紫禁城任职，更成了溥仪小朝廷的官员。此时的他更是把小朝廷看作是恢复原有体制的希望。当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故宫，这对王国维来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这也成了他后来自沉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不管对现实政治有怎样的关注和期望，他对自己作为一名学者的本分却始终坚守着，并有着卓越的建树。 就在王国维政治立场日益明朗化的同时，他的学术取向随之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这种改变既有其自身学术追求的需要，同时也与当时政治局势以及他的政治立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概而言之，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与他后期的怀旧心态相一致，他的学术领域从哲学和文学转向古史研究，与前期热衷于思辨不同，此时的王国维更注重实证。其研究包括古代器物、古代制度、古代文字、古代地理等诸多方面，举凡青铜器、封泥、甲骨文、金文、石刻、竹简、古史典籍、古代尺度、古代服饰等均有涉猎。在这一领域里，他经过十数年的辛勤耕耘，获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成绩斐然，并为其学术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在这一时期，他最令人注目的学术功绩在于开创性地将甲骨文作为史料来研究，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考证甲骨文中出现的先公先王和父兄的名字，并将其与《史记·殷本纪》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比照，证明甲骨文就是殷商时代的文字，而且也证明《史记》中的上古记载并非传说，而是有史实依据的。这不仅提高了甲骨文的学术地位，也证明安阳小屯就是被埋没了三千多年的殷墟。他的另一篇重要论文《殷周制度论》，同样通过对甲骨文与留存的古代典籍相印证，用以说明殷周时期的制度变化。正是他的这些论文，大大提高了甲骨文的学术地位，开辟了研究古代中国的新途径。然而，与前期的研究相比，他这时的实证性研究体现出一种求真的科学精神，这明显来自王国维在前期所受西学的影响，以及他追求学术自身价值的执著精神。因此，尽管他的研究领域完全转入传统之学，但是其研究方法之新，引来同行的高度赞许。梁启超说他的研究方法极新极密；郭沫若认为：王国维用科学方法来治旧学获得了辉煌的成就；顾颉刚则说：我对于他的学问，不承认他是旧学，承认他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12)这表明，王国维尽管转治传统之学，但其研究方法却并未简单地回归传统。诚如他在1911年2月所写《国学丛刊序》中说过的那样，“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13)而此时的王国维，正是以一种科学的眼光，以及一种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史学的。 第二，经历过这次转变之后，王国维与西学基本绝缘。他过去业已形成的那种用西方学术观点来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方法一去不回。而且在后期，由于治学领域的转换，王国维对西学的评论大大减少。与此同时随着局势的转变，有更多负面的因素影响着他对西学的认识。当王国维在1924年年初以一名臣子的身份向逊帝溥仪建言时，他对西学的看法已有了一种很不同的角度和立场，相比前期，其中多了对现实的关照，而少了过往的平和。王国维认为，自辛亥以来，中国的政治学术几乎全被西方的学说所占据，其原因关键在于西方国家的富强。正因为他们的富强，以一种现身说法的效应，才给他们的学说增添了很大的影响力。而在此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欧洲处于衰退期，社会矛盾尖锐。在国内，政治和社会局势又乱而不堪。由此，王国维把这一切归之于西说带来的祸患。他认为“西说之害”有两端：一是心术，二是方法。就心术来说，西方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并无休止地强取豪夺，最终导致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的混乱局面。就方法而言，西方人处事皆以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而科学所能驾驭的只是时间、空间、物质，而人的心灵乃至由人类构成的社会与国家，是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来治理的。而他们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无法很好地处理现实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国维说了这样一段话： 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究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又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科学为之羽翼。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14) 在以上的论说里，王国维着眼和关注的已不仅仅是西学的学术本身，而是还有其学术的社会效用。从他说的“用以研究物理、考究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来看，他对学术价值所遵循的评判标准与他的前期相比已大相径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