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王国维学术生涯的前期，他正是本着追求学术自身价值的目的来开展自己的学术工作，并且将其重点放在了哲学与文学的相关领域。所以在这一时期的著述里我们基本上看不到他对现实政治的论说。在其译著中除了有一本与政法学科关系较近的《法学通论》之外，也看不到对西方政治制度及其政治思想的介绍。但是他在追求学术价值的过程中，积极探索，并多有创获。他一方面向国内读者介绍西学知识，先后翻译或编译过一系列西学书籍，如《哲学概论》、《伦理学》、《西洋伦理学史要》、《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欧洲大学小史》、《农学会要》、《辩学》、《动物学教科书》、《世界图书馆小史》、《算学条目及教授法》等。另一方面，他更是采用西方的哲学观点和学术方法来阐释中国文化，由此在不同文化的交融中产生出了耀眼的学术火花。无论是《论性》、《释理》、《孔子之美育主义》、《周秦诸子之名学》、《红楼梦评论》等论说性文字，还是词学名篇《人间词话》，都是这种探索的产物。他曾在提倡研究哲学的申言里这样指出： 哲学既为中国所固有，则研究中国之哲学足矣，奚以西洋哲学为？此又不然。余非谓西洋哲学之必胜中国，然吾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者，其形式上之孰优孰劣，固自不可掩也……近世中国哲学之不振，其原因虽繁，然古书之难解，未始非其一端也。苟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止此。异日昌大吾国故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⑥ 显然，他在前期的那些学术探索可以说是这番话的一种实践。不过，尽管王国维在其前期的学术探索中与现实政治有所隔膜，但当时新学之所以能有如此广泛的传播，却是与清末现实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他前期的学术业绩之所以能够呈现出那样的状态也多少与现实政治有关。 此外，在对中西学比较的认识上，王国维的确要比同时代的人理性得多。他一方面在这种比较中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并给予较为尖锐的批评。他曾认为当时中国面对西方不仅在物质上处于弱势的一方，就是在精神上也明显不足。他指出： 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如希腊之鄂谟尔、英之狭斯丕尔、德之格代者乎？吾人所不能答也。其所以不能答者，殆无其人欤？抑有之而吾人不能举其人以实之欤？二者必居其一焉。由前之说，则我国之文学不如泰西；由后之说，则我国之重文学不如泰西。前说我所不知，至后说，则事实较然，无可讳也。⑦ 他还说： 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⑧ 这些评论比之同时代那些中西学比较的言论来并无大的区别，稍有不同的只是他所关注的领域别人较少论及。另一方面，与时人有很大不同的则在于，他在这种中西学比较中既看到了中学的不足，同时也看到了西学的弊端。他曾肯定西学擅长抽象思维，但又看到其反面，他说： 夫抽象之过，往往泥于名而远于实，此欧洲中世学术之一大弊，而今世之学者犹或不免焉。⑨ 这种对中西学相对客观的评述显然要高出那些盲目的崇拜者。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才会在稍后提出“学无中西”的观点⑩。他的这种观点试图突破中西冲突论的狭隘局限，以一种平等的眼光从更大范围来看待人类所共有的精神财富。这种学术倾向显然与他后来的研究态度有所不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