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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阐释，最值得关注的有两点：首先，王国维扼要地点出了清初经世之学的历史背景，文中所说的“学者多胜国遗老，离合丧乱之后，志气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多少也可以道出王国维自己在写《殷周制度论》乃至以后一段时期里的确实心境。尽管王国维如此希冀恢复传统的礼制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出于遗老情怀的重要因素，但是，清朝灭亡所面临的局势要远比纯粹的朝代更替来得复杂，而且王国维的恢复旧制还带有文化自救的强烈心愿。他就曾提倡在故宫中办皇室博物馆，以此来保护皇室的影响及存在。他于1924年给溥仪所上的一份奏折中说：“臣愚以为莫若开放禁城离宫之一部为皇室博物馆，而以内府所藏之古器书画陈列其中，使中外人民皆得观览。如此则禁城之内民国所辖地面既有文渊阁之四库全书，文华、武英诸殿之古器书画，皆我皇室之重器，而皇室所辖地面复有皇室博物馆陈列内府之重器。是禁城一隅实为全国古今文化之所萃，即与世界文化有至大之关系，一旦京城有事，万国皆有保卫之责。”(21)在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下，他的文化危机感要更甚于明清两代交替之际的那些文人们。其次，作者对清代经世之学的内涵与演变做出明了的分析。他认为：即使道咸时期的经世之学无法及得上清朝开国时期及乾嘉时期之学那么繁盛，而且其自身又直接受益于此两者，但它自身的特点却是清朝开国时期及乾嘉时期之学两者所无法替代的。以王国维上述的阐释而论，他至少认为在其学之“新”这方面是有其独特性的。在肯定之余，王国维也不乏微词，因为他还指出：这时期的经世之学从学理上来说并不够严谨，“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也就是说，王国维在情感上能接受龚自珍、魏源在民族与国家遇到危机时所做出的努力和探索，但在他看来，龚、魏之所言却经不起推敲。因为“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言下之意，龚、魏论史与古人的真实有距离，而他们谈今又未必能切中时局要害。那么，王国维在这里所说“不能尽以理究”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尽管他对此并未明确言及，仅是概括言之，但我们只要认真阅读一下龚自珍与魏源的相关著述，分析一下他们的主要思想，仍然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的。 其实，作为近代中国的改革派先驱，龚自珍与魏源的改革思想才是王国维难以完全接受的关键。龚、魏二人都追求改革，反对墨守成规，反对泥古。龚自珍就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22)魏源也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23)与龚自珍相比，生在其后的魏源不仅面对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还经历了鸦片战争后来自外敌的剧烈创痛，相对而言，他不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论断，而且他的改革思想也更为直接，其改革的心情也更为迫切，他批驳崇尚夏、商、周三代的传统思想，明确指出：“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24)并认为，有三方面的事实表明后世胜于三代，一是“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二是“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三是“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25)如果说，总体上王国维对于龚、魏在危难之际提倡改革的思想还并无异议的话，那么对于魏源指责三代不“仁”不“公”却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因为魏源抨击的矛头所指，如世族的存在，以及分封制度，恰恰是王国维提倡的周代礼制所不可或缺的。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他们的各自意见出现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依据的是不太相同的现实问题，尽管互有冲突，但他们的本意却都是为了化解民族和国家的危机。总之，从以上的论说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后期王国维对于政治问题的一个基本态度，以及他的政治立场对其学术取向所带来的相当影响。 正如王国维所做出的评论：龚自珍、魏源之所以在经世之学方面有所开新，其重要原因在于“时势使之然也”。而他自己的政治立场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学术变化，同样也与这一原因有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这在同时期的学人身上还带有某些共性的东西。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的学人，譬如在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身上都可以找到相类似的现象。而造成他们在这一时期思想有所变化的重要因素就是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动荡，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严重危机。前者使他们对共和是否能救中国产生了严重的疑虑；后者则让他们看到战争造成的欧洲社会矛盾激化，经济衰退，以及战争借助于科学技术给欧洲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这些使得他们对先前曾奉若神明的科学感到了极大的失望，对是否向西方学习打上了大大的问号，并且直接促使他们把眼光由外向内地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这些人都曾对学习西方经验抱有很大的热情，而现实使这时的他们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热心地去向西方学习。 (责任编辑：admin) |